关键矿产资源安全的问题不破除，中国的能源转型过程中将面临巨大隐患，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长远目标更是无从谈起。
（公众号hxny3060）注意到，日前，自然资源部部长王广华再度强调了战略性矿产资源目前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他表示，我国一些重要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高，国际形势一旦出现变化，必然影响经济安全甚至是国家安全。
“我们将突出紧缺和大宗战略性矿产，全面启动新一轮战略性矿产国内找矿行动。组织实施矿产地战略储备工程，增强战略性矿产资源长远保障能力。”王广华表示，“对生态保护红线内的矿产资源潜力区，国家投资进行重点勘探，用于战略储备。”
值得一提的是，这是二十多天以来，自然资源部第二度对外强调战略性矿产资源的重要性，也是自2021年中央首次将矿产安全上升至国家战略之后，对矿产资源保障的直接部署，具有较强的指向意义。
战略性关键矿产
想要弄清楚战略性关键矿产的价值，首先就要明白它代表着什么。
“关键矿产”一词，21世纪之初，相应概念高频出现在美、日、欧等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文件和智库报告之中，特别是美国，在特朗普和拜登两任总统共计六年时间内，先后签发四次总统令，强化关键矿产的安全问题，足见其价值和意义非同小可。
而我国对于这个词汇的认识和定义，与西方国家有很大的不同。
首先，认识和定义的时间相对较晚。相比英美等国自上个世纪开始的相关布局，我国在2016年发布全国矿产资源规划中，才首次对战略性关键矿产进行定义，并在2018年才正式推出了《新时代中国战略性关键矿产目录厘定》。
其次，在欧美等西方国家的定义中，关键矿产的界定综合考量了国防安全、经济重要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需求，特别是相关矿产是否会存在供应风险的问题。而在我国的相关概念界定中，更注重其经济重要性和产业发展支撑性，对供应风险的考虑并不突出。
具体来看，中国列为战略性关键矿产的资源品种有21种：铬、铜、钴、锂、铍、铌、钽、锆、硒、铼、钒、钨、锑、镓、锗、铟、稀土、石墨、石油、铀和天然气。其中，既有我国储量产量极为充沛的稀土、钨、锡、钼、锑等资源，又有我国供应风险较大的石油、天然气、铀、铁、锂和钴等资源。
对于中国来说，供应充足的矿产品种，是部分地区经济发展的支柱型产业，需要予以保护和支持；另一方面，石油、天然气、铁等大宗商品被列入其中，意味着这些资源在未来一段时间内对中国经济发展仍然具备相当大的支撑作用，具有战略性价值。
对发展的支持超过对安全的顾虑，成为过去多年以来，中国对战略性关键矿产主要的认识逻辑。如今，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迈入了现代化的关键阶段，战略性新兴产业的蓬勃发展，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的重要性在增加。
以《中国制造2025》为例，如果把相应战略性新兴行业的矿产资源全部算上，不包括石油和天然气，我国的战略性关键矿产品种将超过30种。在这超过30种战略性关键矿产中，中美之间的重合度高达21种。
随着未来一段时间内中美竞争关系趋紧、国际政治环境多变和中国战略性新兴行业发展带来的影响，其中不少资源品种面临较大的供应紧缺风险，需要加以大力的开发和保障，开启新一轮战略性矿产国内“找矿行动”势在必行。
战略资源影响能源安全
在过去，能源安全与矿产的交集，更多的是煤炭、石油和天然气。随着中国加速向清洁能源转型升级，越来越多的金属矿产成为能源产业链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当这些矿产与能源安全关联起来后，其意义就不仅仅是商品，而是上升至国家能源安全的层面。
以电动汽车为例，根据国际能源署的统计，与传统汽车相比，除了铁和铝这些构成汽车结构的金属之外，每辆电动汽车将会消耗超过200公斤的金属资源，比传统汽车多出六倍。
新能源发电设施更是如此。排除铁和铝等构成结构的金属资源，风电、光伏和核能等新能源发电所用的金属量，远超煤电和气电。
在整个能源产业链中，使用的矿产资源类型因不同技术而异。锂、镍、钴、锰和石墨对电池性能、寿命和能量密度至关重要；稀土元素对于风力涡轮机和电动汽车电机的永磁体至关重要。电力网络则需要大量的铜和铝，而铜又是所有发电技术路线的基石。
由此可以看出，金属矿产与清洁能源转型息息相关，而中国恰恰又是全球清洁能源转型的“排头兵”。
2022年1-11月，中国风电新增装机2252万千瓦，光伏新增装机6571万千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完成76.8万辆和78.6万辆，同比均增长一倍，市场占有率达到25%。相比其他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发展速度，新能源发电和汽车两项数据已经连续数年领跑全球，成为中国经济迈向现代化的代表产业之一。
在这种情况下，战略性矿产资源的供应短缺，迅速成为了相关产业的发展瓶颈，甚至一度影响到能源产业链的安全。
以锂为例，作为新能源汽车和电化学储能设备的关键资源，自2021年末开启了价格的一路狂飙，从10万元/吨飙涨至目前的50万元/吨左右。不仅严重影响了新能源汽车的经济性，更打乱了产业链原有的发展模式，限制了行业未来的发展潜力。
加快解除政策的束缚
中国的矿产安全问题，实际上已经到了迫在眉睫的程度。我国战略性矿产中，有21种依赖进口，12种战略性矿产资源对外依存度超过70%。
从整个中国矿业的产业链条来看，产品产量和价值集中于产业链中游的冶炼加工行业，产业链源头的资源端，和产业链末尾的回收利用端整体占比较小，导致整个产业链呈现出了“纺锤型”态势。
这种情况反映出，我国整个矿产产业链的发展极不均衡，产业链的上下游都存在着明显的堵点。特别是在资源端，由于长时间高强度的开发和利用，加上此前政策引导、环保政策等的影响，整个市场在资源端的投资低迷，影响了储量的增幅。
根据矿产资源研究所的统计，2011-2021年，我国探矿权数量从3.6万个减少至1.1万个，采矿权数量更是从10.1万个减少至3.6万个；2013至2021年，我国采矿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从1.46万亿元下降至1.1万亿元，多个关键矿产资源的下降幅度在10%至60%，在这种情况下，多个关键矿产品种的储量增幅明显下滑。
在这种情况下，想要实现矿产的安全，就需要从产业链的薄弱处入手，先从政策开始解开对关键矿产资源的束缚，营造良好的环境促进企业的参与。
首先，在体制机制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干勇建议，应组建矿产资源咨询委员会，对矿产资源安全涉及的重大问题和政策措施开展调查研究，对国内外矿产资源发展进行跟踪和前瞻性研究，提出专业建议；同时，要促进研发模式创新。
其次，应进一步明确关键矿产的定义。“需要结合我国国情进一步核定我国关键矿产的种类。”中国地质科学院全球矿产资源战略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王安建表示，“需要综合考虑我国的资源禀赋，境外资源供应集中度、来源国稳定性、地缘政治取向、输运通道安全等因素，合理给出我国关键矿产的界定原则、分类。”
第三，应优化目前相关的政策措施。王安建建议，应减少环境保护和碳排放政策对国内矿产资源勘探的束缚，优化相关政策、简化审批程序、推动国内紧缺关键矿产勘查和开发，持续加强我国紧缺战略性关键矿产找矿、勘查力度。
最后，加快推动相关重点工程及项目落地，应着力开展重点新材料研发及应用重大专项，开展二次资源供给体系构建与能力提升工程，设立矿产资源特区。“我们可以以云南、西藏、新疆、内蒙古为试点，设立矿产资源特区，实行‘矿业优先’。” 干勇指出。“应创造良好的矿业投资环境，鼓励企业在特区内进行资源勘查、开发。”
参考资料：
1.《干勇：用15年时间实现关键资源和材料自主可控》，作者：樊三彩，朱晓波；中国冶金报
2.《我国关键矿产及其材料产业供应链高质量发展战略研究》；作者：干勇、彭苏萍等；中国工程科学2022 年第24卷，第3期
3.《中国关键矿产现状、研究内容与资源战略分析》，作者：李文昌、李剑威等，地学前缘第29卷，第1期
4.《大国竞争背景下的中国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安全思考》；作者王安建, 袁小晶；中国科学院院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