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达峰与碳中和是能源演化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和必然趋势，也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手段。但是双碳目标不仅仅为了应对全球变暖，也是发达国家利用自身发展到能源演化高级阶段具备的经济技术优势地位，抢占碳减排话语权、碳定价和碳排放征税权。发达国家回避历史碳排放和人均碳排放较高的事实，要求当前碳排放较高的国家肩负起碳排放责任，并以此来限制发中国家在新能源时代的发展空间，提高发中国国家未来使用能源的成本，维护发达国家当前的领先地位。
能源演化的基本规律：主体能源从高碳到低碳至零碳
全球能源演化经历了三次革命，目前正在进入第四次能源革命。
第一次革命是薪柴时代，从人类社会学会摩擦生火到17世纪开启煤炭时代的漫长时期，全球主要能源是木材。薪柴时代将人与动物区分开，农业为支柱产业。
第二次革命是煤炭时代，英国发明蒸汽机，煤炭大规模应用开启了机器代替人力的工业革命时代，以钢铁为代表的重工业为支柱产业。虽然由蒸汽轮机作动力的发电机出现，世界进入“电气时代”，但主体能源仍然是煤炭。
第三次革命是石油时代，从1854年第一口油井开钻，石油实现工业化开采。内燃机代替了蒸汽机，以汽车飞机为代表的石油化工产业成为支柱产业。
当前是第四次能源革命，全球处正从石油时代向以风光发电为代表的新能源时代迈进。电动车、风光发电、绿氢制造等产业有望成为新能源时代的支柱产业。
一个国家或地区一般要经历能源演化的三大基本阶段，从高碳到低碳至零碳，这个发展的过程一般不可逆，且难以跳跃，这是经济发展的基本规律。发达国家都经历了从煤炭时代到石油时代，并逐步过度到新能源时代的历程。虽然全球正在快速进入第四次能源革命，但是目前仍处在煤炭、石油和新能源共存的能源变革期，且三者仍将长期共存，更重要的是不同国家处在不同的能源发展阶段。
以G7为代表的发达国家掌握了新能源技术和话语权，他们在度过了煤炭时代，且石油时代逐渐落幕，并快速进入新能源时代的风口中提出全球要控制地球温度过快上升，限制其他仍然处于煤炭和石油时代的国家大规模使用化石能源，甚至最好越过化石能源时代直接进入新能源时代。
这对发展中中国既不公平，也相当不利。因为当前全球经济中煤炭时代和石油时代产业仍然占据相当大的比重，而新能源产业目前方兴未艾，其产业链在经济中占比仍然有限。
更重要的是，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技术差距，在新能源时代支柱产业中处于相当不利地位。能源出口国将被迫放弃自己的资源优势，转向高成本的新能源，如中东、俄罗斯等传统油气出口国；而中国、印度、南非、印尼等发展中大国则需要为减少煤炭使用付出高昂成本，唯有发达国家可以利用其掌握的技术、资金优势从新能源的风口中获利（见图1）。
西方提出碳中和的政治目的：限制发展中国家未来发展
碳中和表面上是保护地球环境，控制地球温度不要升高过快。但其不可避免的具有地缘政治博弈目的，即将全球国家分化，固化当前全球各国的发展地位。以电力领域零碳排放电力占比为例，若严格执行碳中和政策，全球超过80%的人口将为碳排放限额而被锁死发展的空间。从OECD与非OECD国家分布来看，OECD国家人口全球占比17.35%，零碳排放电力占比为48.55%；而非OECD国家人口全球占比82.65%，零碳排放电力占比为32.11%（见图2）。即若以全球零碳排放电力占比38.58%为界，则中亚、亚太、非洲和中东地区的人口必须提升可再生能源比例，降低化石能源使用比例，本质是上述地区近全球80%的人口必须要为未来的发展买单。而高于全球零碳排放电力平均值的美洲和欧洲则不用为历史的排放负责，这20%的人口可以对另外80%人口征税，符合“二八定律”。这也是全球历次碳中和与气候峰会争论的焦点所在：处在能源演化高级阶段的国家要不要为历史排放负责并买单；而处在能源演化低级阶段的国家是否具备继续大规模使用化石能源的权利。
碳排放权争论的焦点：以总量计量还是以人均计量
目前，全球碳排放争论的技术焦点是各国排放的限额计量标准到底是以当前国家排放总量计量还是以人均碳排放量计量或以累积碳排放量计量。若以当前国家碳排放总量计量，以中国为代表的快速工业化发展中国家面临巨大的排放压力；若以人均碳排放量或累积碳排放量计量，则发达国家必须为历史碳排放负责。
目前，欧美对于全球碳排放的观点是当前谁排放的更多，就得减排得更多：而2021年非OECD国家碳排放225.9亿吨，OECD国家碳排放112.9亿吨，前者是后者的2倍。
2021年碳排放数据显示，亚太地区碳排放177亿吨，占全球的52%，而中国碳排放105亿吨，占全球的31%。而中亚、中东、非洲与南美合计仅为67亿吨，占全球的19.7%（见图3）。上述四大地区基本为全球提供资源，碳排放规模小，总体上对欧美等发达国家没有威胁。
由此可见，中国碳排放规模决定了全球碳排放规模，而中国又是世界的工厂，对碳排放征税的重点对象即是中国。因此，发达国家以此为由，要求发展中国家限制碳排放以达到控制地球温度的目的。但是发达国家既不愿意谈及累积碳排放，也不愿意谈人均碳排放。二氧化碳累积排放数据显示，自1965年以来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二氧化碳排放基本相当，但是发展中国家人口是发达国家的四倍。
累积人均碳排放数据显示，发达国家累积人均排放是发展中国家累积人均排放的3.5倍至6.5倍。除中亚以外，累积人均及年度人均碳排放均是发达国家排名靠前。顺序为北美，OECD，欧盟及欧洲。OECD国家累积人均碳排放481吨，非OECD国家仅有99吨，后者仅是前者的1/5。中亚及俄罗斯地区由于地处寒冷地带，化石能源丰富，累积人均碳排放744吨，全球第一（见图4）。
从2021年人均碳排放上看，累积人均值趋势与2021年当年人均值趋势基本吻合。北美及中亚人均排放接近12吨，全球平均4.3吨，发展中国家2021年人均为3.3吨。北美是发展中国家人均的3.6倍。OECD国家2021年人均碳排放8.2吨，非OECD国家2021年人均碳排放3.5吨，发达国家目前人均排放仍然是发展中国家的2.3倍。
所以碳排放不仅仅是技术问题，也是重要的发展权利和话语权问题，以不同视角为标准，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
西方碳排放的优势与博弈策略
目前欧美在碳排放上面具备三重优势：一是话语权优势，即碳排放理念和碳中和目标的率先提出，还有碳足迹计算等相关标准的制定；二是技术优势，欧美在零碳电力、零碳能源如绿氢、核能等领域技术优势明显；三是金融优势，欧盟于2021年9月14日正式开通了全球第一份碳排放期货合约，率先掌握了碳排放定价权；随后又通过了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其核心是从2023年10月1日起对欧美进口的产品征收碳关税。
征收碳边境税以及对发布碳排放期货的目的不仅仅是保护地球环境，同时也是对未来发展权征税。美国方面，则于2022年8月16日正式通过总价值7400亿美元的《2022年通胀削减法案》，其中计划投资共计3690亿美元用于能源安全及气候变化项目。该法案对非美国制造产品具有明显的排外规定。
总体上来看，欧美利用能源演化进入高级阶段以及低碳排放优势，一方面限制发展中国家未来的发展上限，同时限制化石能源出口国未来的潜在利润；另一方面利用定价及技术优势，对能源演化低级国家征收碳排放税，提高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成本，以继续维持世界领先的地位。
中国的应对策略
虽然碳达峰与碳中和是西方提出的理念与目标，但是符合中国未来能源演化与能源革命的需要，因此中国提出了30.60愿景。但是中国应该有自己的碳达峰与碳中和应对策略。第一，在2030年碳达峰以前，中国应该联合化石能源出口国，形成利益共同体，保障中国的化石能源供应，尤其是油气供应安全，这是“先破后立”的前提，也是重要的时间机遇期；第二，在此机遇期内，要大力发展中国的新能源技术和碳金融定价能力。一个国家新能源技术地位决定了其在未来产业的中站位，而碳金融定价能力则决定了未来中国产品的议价能力；第三，要建立中国自己的碳足迹计算等相关标准，以此建立中国的碳排放话语权，尤其要注重计算发达国家的历史碳排放，紧紧抓住发达国家在碳排放上的弱点，用历史碳排放和人均碳排放作为与发达国家博弈的抓手与突破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