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会就是钱的事呢？我想传递给她的仅仅是钱吗？”
近日，一位网友在小红书分享了自己的资助经历，与充满温情的慈善底色不同，她的字里行间充满了挫败感。
据这位网友介绍，她通过自己的朋友，同时也是被资助女孩的老师，了解到女孩想要读书却被父亲反对的困境，于是从女孩初三开始资助其读书直至毕业。在自己收入不尽乐观时，她仍然拿出近一半的收入帮助女孩，只希望女孩“有书读坚持下来”。
令她感到意外的是，女孩毕业后没有走上工作岗位，而是利用自己“样貌好，年轻”的优势，将婚姻看作“第二次投胎的机会”并成为了一名家庭主妇。女孩的选择让她感到失望，也引起了围观者的讨论。
（原帖片段）
“不要左右别人的选择，自己问心无愧就行了。”
“气吐血，资助她是为了让她去看更广阔的世界，结果她转头就依附别人。”
“现实世界没那么简单，她不做家庭主妇也可能被生活的其他方面困住。”
几经发酵，围观者的讨论越来越激烈。资助人有权表达对被资助人的期待吗？被资助人选择成为家庭主妇是一种“背叛”吗？读书为什么没有把她带去更广阔的世界？当我们试图续写这个令人失落的故事，似乎处处碰壁，难以寻到一个圆满的结局。
1. “无权干涉”的资助人，合情合理的私心
原帖的资助人在自白中坦言：“我在想我为什么失眠，难道是因为她的现在和我设想的不一样？可是我有什么权利设想别人的人生？”许多网友也表示，资助作为一种善举，应当是不计回报的，资助人的期待有把资助扭曲为投资的嫌疑。
（网友评论）
这种至高的道德要求无疑绑架了资助人的善良。事实上，要将人皆有之的“恻隐之心”转换为行动实践，仅靠道德催促是难以实现的，更为常见的驱动力是见证被资助人的变化，确认自我价值的实现。
一对一资助因此成为许多资助人的选择。相比于慈善机构口中的“失学儿童”和冷冰冰的调查数据，一个紧紧拽着讲台恳求老师帮她继续读书的女孩无疑更能激发人们的资助意愿，在她身上也更容易看到真切的改变，使资助人获得具体的满足感。
（网友分享的一对一资助经历）
我们习惯于强调资助人应当尽量避免干涉被资助人的生活，却忽略了资助本身已经是一种干涉，而被资助人也在同等地干涉资助人的生活。而且，这种干涉不必然导向实现自我价值的满足感。当资助人因为看到女孩成为家庭主妇而失眠难安，当她的价值观遭到质疑甚至背弃，她的善举善念也被狠狠地动摇了。
因此，资助人们往往会挑选自己认为“值得”的孩子进行资助，也就是挑选与自己价值观相契合的孩子。这种“值得”与否的主观判断在伦理学的拷问下可能破绽百出，但放在具体的资助人身上实在难以指摘。
（网友评论）
资助者无权替被资助者的人生做选择，这是抛去资助语境在任何两个主体之间都适用的规则。在资助者和被资助者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下，强调这一规则有它的价值。但我们也不应忘记，资助事件作为资助者生活的一部分，不只意味着金钱的转移，如果对资助之“值得”的期待称得上是私心的话，那么怀藏私心也是人之常情。
慈善是有温度的，资助双方的关系不应被嵌进“无权干涉”的模板，而应在互动中建立起平衡。看着资助八年的女孩开启作为家庭妇女的人生新剧本，原帖中的资助人在与她沟通之后，仍然送出了自己的祝福。
此时，与其斥责她不应在资助时抱有期待，不如为她感到欢欣：即便期待落空，她仍然重建起了行善举的意义。
2. 围观家庭主妇的观众，怒其不争的女性联盟
原帖中的资助人还进一步解释，自己的人生经历让她感受到社会资源在两性间分配的不平衡，她希望更多女性能通过读书建立自己的事业，抬升女性的社会地位。换言之，她的私心具有更强的目的性：“如果她是男孩的话，我可能不会资助她”。
显然，她对女孩的资助已经超出了慈善的范畴，而具有了Girls Help Girls的意味。
怀有这种私心的资助人并不少见，在豆瓣“陌生人的善意”接收和发送小组中，许多资助人四处寻找积极进取的小女孩作为资助对象，甚至考察女孩的家庭成员，确保自己的钱不会被挪作他用。
（豆瓣小组截图）
正是这一私心让被资助女孩去做家庭主妇的行为变得“不能接受”。
女孩有成为家庭主妇的自由吗？有。但这种自由是毫无阻力的、向下的自由，不但不能给女孩更广阔的人生，还会阻塞其他女性向上的道路。因此，在许多同为女性的资助人看来，成为家庭主妇无异于在男性权力下倒戈，是对女性同盟的背叛。
此外，被资助的女孩将这个大她13岁的、富有的、要她尽快生孩子的男人看作“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而忽视了资助人渴望改变她命运的真诚，同样令许多网友感到心寒和愤怒。
（网友评论）
在围观者口中，女孩似乎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忘恩负义”者。
尽管许多网友表达了出离的愤怒，但从她们的言语中，我们能够剥离出的被背叛感其实有限，更多的是对女孩命运的担忧和焦虑。“已经不相信家庭主妇会有好下场了”是这份焦虑的核心。
她们并不否定家庭主妇的社会价值，相反，正是由于认识到了家庭主妇创造的巨大价值，以及与此价值毫不匹配的回报，才格外愤怒。
（网友评论）
在女性同盟的慈善实践里，类似的焦虑随处可见：拒绝资助男孩、提防善款被挪用给女孩的弟弟、不能接受被资助者去做家庭主妇……这些要求可以看作女性真实生存焦虑的投影。令她们感到愤怒的早已不是原帖里被资助的女孩，也不是她们建构起的“忘恩负义”者的形象幻影，而是“忘恩负义”的结构本身。
愤怒之余，仍然有许多网友对女孩送去善意的祝福，尽管这份祝福的现实性连她们自己也不大相信。
（网友评论）
由此显示出的女性同盟是敏感的，也是宽容的，极尽善良的。面对女性对女性生存困境不同的感知，她们充分地交流、努力地唤醒，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焦虑过后，仍要真诚地祝福，才忍心转身离开，继续争取向上的自由，踏上艰难的道路。
3. 难以独立的被资助人，摆脱认知贫困道阻且长
这段让人感到遗憾的资助经历究竟是哪里出了错？
或许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女孩人生的诸多变量里，资助人的物质干涉是有力的，但她想要传递的思想力量有限。即便是预设读书就能让女孩成为独立女性的想法，也太过理想主义。
张桂梅老师也曾在采访中表达过类似的失望，看到自己辛苦供出来的女孩做了家庭主妇，她愤怒地回绝了对方的捐款，拒绝认可她的能力。
（张桂梅接受采访截图）
无论是资助人还是老师，对困在牢笼中的女孩的帮助都是为了让她们飞出牢笼拥抱自由，而不是从铁笼子飞进金笼子，等待人老珠黄。
然而，个人价值观的形成是一个复杂又漫长的过程。摆脱认知上的贫困甚至实现思想启蒙，仅仅依靠外部的干涉与扶贫是绝对不够的，还要靠个人的努力。
围观者们可能无法理解女孩将婚姻看作“二次投胎”的价值观念，但只要把她放进具体的成长经历和生存氛围中，就至少能认识到她不应该被简化为“忘恩负义”的背叛者形象。在她被束缚的生命力里，仍然潜藏着可能。
（傅首尔谈女性间的攻击）
对许多人尤其是围观人群中的女性主义者来说，从蒙昧而不自知到觉醒，再到付诸实践的过程并不轻松。它可能意味着对过去自我的怀疑与否定，对已有社会关系的破坏或割舍，甚至成为一个与周遭环境格格不入的“怪人”。
资助或教育所能做的，或许就在于展示启蒙的可能性，给予弱者向上争取的勇气。而个中的痛苦和风险，则只有个人去承担。
一些网友把被资助的女孩称为“现实聪明人”，如果向上的自由并不能在精神或物质上给她带来更好的生活，她的选择也谈不上背叛，而只是忠于了自己。
原帖中的资助人则顺势将自己称为“理想派傻子”，她表示仍然会继续帮助女孩子。在“现实聪明人”的人潮中逆流而行，“理想派傻子”们从未放弃改变社会前行的方向。
（罗翔对年轻人的建议）
回顾整个事件，资助者与被资助者、独立女性与家庭主妇、理想派傻子与现实聪明人……抛开这些抽象的词汇，面对善良而且理性的资助人，和幸运又不幸的女孩，我们很难站在道德的制高点对其中任何一方展开攻讦，但仍然期待类似的故事能在未来拥有完满的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