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看到如今好多文章热情渲染江浙沪硬科技投资环境、一群投资人下江南遍地寻宝、产学研落地成果突飞猛进时，我心里通常只有一个想法：“作者大概率是坐在办公室里码完字的。”
虽然我1年前跟他们一样。
齐聚一堂指点新能源未来江山的国家级院校专家与教授，大概率是要在一场地方活动结束后返回北上的；而所谓“下厂子”都能引发激赞的资本，在产线上完成了自己“专业似乎提升一大截”的灵魂洗涤。
从比亚迪、理想汽车再到中创新航等电池新贵，新能源整车巨头与动力电池供应链在一二级市场的表现，将苏南城市“常州”的热度与随之而来的褒奖放大数倍。
当一座城市因所谓的产业集群效应和战略眼光而爆红，这就好比让看客们被迫服下一枚全国量产包治百病的大力神丸，咂摸下味道，仿佛在哪里吃过。
事实上，新一代翻土车轰隆隆驶过，刨出来的东西，多也不多。
有些最需要学习的东西，是从江浙沪城镇的根儿上就保留的，跟所谓的“近两年崛起”没有太大关系。
十几年前震惊全国的常州钢铁大鳄“铁本”轰然倒地后，作为一座中国典型的南部工业重镇，虽然遭遇重创，但迅速调整战略，于2009年提出的“一核八园”里，“新能源”和“电池”便赫然在列。
而另一边，就像“散装江苏”的网络戏称一样，苏南每个城市的孤傲，来自于其强大的乡镇经济。
在常州，无论是孟河镇的汽摩配件、南夏墅的机械加工，还是戚墅堰的机车制造，以及曾因电动自行车繁荣而存在的大量中小电池厂……
制造繁荣的主力在很长时间里是这些“乡村精英”，他们也是当下电池与整车规范军们创造大产值的历史垫脚石。
而我自己最直接的感受是，上海小资般的精致，扩散到苏州还剩一半，再扩散到常州就基本消失殆尽了。
适当的粗放与凶猛，与当下在制造流程仍显粗糙的中国电动汽车产业，是有点配的。
三分凶猛
从常州火车站驶往武进国家高新区科技园的半小时车程里，道路旁除了大片普通的低矮白墙厂房，还有植被密集、亟待开垦的土地。
当然，被树丛和草地包围的，还有两三个拔地而起的产业园楼群。
举个不恰当的比喻，这些楼群很像茫茫沙漠里的绿洲。而很多硬科技公司，就在这些城市为他们专门打造的“绿洲”里。
这并不是常州特有，在无锡和绍兴的很多地方也有类似景色。
记得去年7月在绍兴混入一个台湾参访团，站在郊区一家赫赫有名的半导体封测公司门口，看着卡车时而扬尘而过、一眼望不到边的空旷荒芜，想问的“高端人才问题”突然卡在嘴边问不出来。
“你看这里也没多少住宅楼。” 司机师傅说，大部分来这里办公的人都住在老城区或其他城市，把这里看做一个纯粹的工业区即可。
“环境还好吧，不然呢，中国制造业大部分不都这个样子吗？”
如果说“勤政”曾是很多人盛赞苏州最杰出的品质之一，那么后来我才意识到，这个词可以用在苏锡常任何一个城市的区县身上。
他们的执行层通常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年轻干部。除了必备的察言观色，长期不间断接触企业培养出的嗅觉，让他们能一边开流行的产业玩笑，一边对市场形成自己的见解。
当然，在江浙沪激烈且信息互通的招商环境下，他们也敢于说实话，时不时互黑或自黑一下，或者这样做能够呈现出一种信服力。
作为一个北方孩子，我充斥着“大瓷缸子咣咣作响”的记忆完全对不齐我现在感受到的一切。对此我曾向南方朋友表达过自己的惊奇，但他倒是见怪不怪，开玩笑说“这是江浙沪不放过任何一个潜在利益点的正常操作”。
但这种仿佛踏入另一个自由市场的感受，很奇妙。
一位常州高新区负责科技项目的领导没有否认在很多垂直科技产业上，苏州和无锡要胜于常州。
实际上，他说，80年代常州最先一批乡镇企业的资本积累，代表着苏南模式的正式崛起；
但90年代常州在引进外资方面的慢半拍，则是这座城市被苏州和无锡落在后面的原因之一。
“外资选址肯定是距离上海总部越近越好，包括太仓和昆山，是外资企业的首选。” 除了外资引进，历史上铁本钢铁的没落也是一个因素。
但是，因乡镇企业而崛起的城市，“灵活多变”是刻在骨子里的。
2005年后，常州开始挖掘新产业方向，但像前面所说，这种挖掘并非凭空而起——
70~80年代热火朝天的农机、纺织与机械加工，90年代汽摩配件销往全国。比苏锡少了几分精致，多了三分北方气质。
“2008年常州的电动自行车就很有名啦，那时候就开始研发锂电池了。” 一位常州产业人士回忆，虽然零几年大部分电动自行车用的还是铅酸电池，但后来国家严惩化工污染，2008年常州就开始有很多锂电池厂出现。
但那时候，大多工厂仍然是中小型民企规格。
我在翻阅资料时发现，常州在2009年一批“自我反思”的文件里反复说过，常州与周边城市差距拉开的一个很大原因，是“缺少支柱产业与大企业”。
此后，“大客户”思维刻在了这座苏南城市后来十几年的行动轨迹里。
2023年1月，那篇体制内名震一时的“中航锂电复盘文章”在这里就不多赘述。这家曾经濒临破产的河南电池公司，在常州国资手中神奇地起死回生、风光上市。
而借此机会，大众顺藤摸瓜，看到了2022年这座城市在新能源领域的5000亿产值。
然而，很多人没看到这座城市在此之前一系列疯狂的试错行为。
曾被视为特斯拉对手的美国公司波士顿电池，在2010年把制造中心落在常州，后来虽投产，但由于市场策略出现问题，它们在2017年后就再没声音，官网换了页面，也消失在中国市场。
同时，常州也引入扶持了不少商用汽车企业，譬如郑州日产，但销量也都不温不火，在产值上带来的增益并不大。
2016年，车和家还没有改名为理想汽车，李想说服常州时也还停留在一纸PPT上。虽然被常州武进注资近8亿的谈判具体细节不为外人所知，但最终，常州武进区决定通过多种财务形式，给予这家互联网汽车公司一定支持。
我问常州干部，这是不是也算一场未知的赌局，毕竟有很多PPT汽车无疾而终的城市样板案例。
“是也不是。肯定会有失败风险存在，合肥不也很相似吗？”
当然，理想汽车一旦失败或去年产能低点儿，今天可能就是另一个故事。譬如，常州的众泰汽车在2015年曾被捧上过新能源神坛，后来落地常州重庆多城，但也无法避免后来的破产重组。
虽然电动汽车与动力电池的紧密关系，极大推动了整车关键供应链的聚拢，但常州还有两个不太为外人了解的极具吸引力的因素。
一个是整车品牌进入市场的汽车名录问题。
这一点比亚迪可能比现在任何一家整车厂都更诚实，20年前他们还是造车草根儿时，就说的很直白——起步最大的难点便是进汽车产业目录，最快捷的方法就是通过收购地方老车企来获取。
而常州对北汽新能源便有同样的吸引力，后者收购了有汽车产业目录的英田汽车公司，才顺利投产。
另一个，便是亩均投入产出与亩均税收的最低限制。想必工厂人士对其中隐藏的奥秘更为了解，常州在这一点，比很多趋于饱和的城市工业集群有一些后发优势。
“其实常州领导班子蛮有魄力，因为大家都知道客观条件本就不利。”
一位产业人士形容说，苏南各城虎狼环伺，他们尝试大胆把一家一家先“叼”来，叼来一家大公司引发上下游的波动；同时密切关注他们的发展，如果一家看起来状态不行，那就再继续找下一家。
“产业集群效应从来都是一个结果，并非一个起因。”
两条大河
2022年6月，常州汽车协会秘书长在一次包括理想和比亚迪都在场的公开会议上说，虽然常州汽车产能有了突破，动力电池生产也排了全国第一，但车厂的本地零件配套化却并不如意。
去年，某车厂因一个配件迟迟到不了货致使交付延期，他们便开始有意识推动供应链配件企业向常州基地周边搬迁靠拢；而常州，显然希望是让本土企业顶上。
了解常州汽车配件历史，有人给我推荐了一个地方——孟河镇。“常州倒真没什么特别的名胜古迹，但却有闻名全球的汽车配件小镇。”
当我以为定位到“孟河镇汽配商品城”，下车看到的一定是熙熙攘攘如同华强北电子城或浙江批发城时，没想到只是一个居民街道上的荒废仓库。
在水果店老板指引下，我才知道大部分汽摩公司和工厂都在南边，规模也早已今非昔比。
有趣的是，这里没有共享人力单车，全都是新能源电动自行车，速度跟小摩托几乎无异。穿过居民区和一座凤河小桥，便是一溜儿的汽摩配件和经销门店。
不，这里不能叫做门店或个体户，更多是大门紧闭只留个电子牌招工的“车业公司”——
摩托车和商用车配件供应十分齐全，从车灯大屏、加工器件再到钢材，每个品类都有若干家企业；而每过一个路口，必有一个汽车维修中心，还能兼职做汽车贷款。
有些企业的规模看起来很大，至少有几栋四五层小楼，偶有工人推着小车从大门经过去处理废弃材料；还有一些不大的破旧厂房大门敞开，从外面可以清晰看到工人在亲手封箱装车。
下午两三点钟的街道都格外冷清，只有偶尔有找散活的中年工人路过，或是蹲在工厂门口透气儿抽烟的年轻人。
“我们可不是浙江那种小作坊。” 一位汽配厂的保安大哥指着背后的工厂很自豪地说：“我们这里的是老厂，新工厂在北边有200多人呢，后视镜、车灯、大屏、保险杠…...你想要什么都能做。”他指了指我推的自行车，“还有这自行车外壳，也能做。”
类似的话，我在四五家公司那里听到，而且通常承诺，新车型推出前一个月，他们就能搞定一模一样的配件——“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们做不出”。
最后我生生把“有什么差异化”这种文邹邹的问题给咽了回去，因为我发现这反而是个“特色”。
我有点哭笑不得，倒是感受到了南方乡镇“浓郁的商业气质”。在攀谈过程中，从汽车维修，到配件更换，再到租赁厂房和汽车贷款，他们似乎形成了一个属于自己的商业闭环。
“说不好听点儿，就是大部分都是山寨呗。”
一位汽修店老板觉得没啥好隐瞒的，部分厂子的确给大厂做一两种汽车配件供应，也有的出口到国外；但乡镇企业的繁荣也一定有其弊端存在，那就是一定会同质化，技术含量和制造工艺不高，劣质盗版货不少。
“你能搞的他凭什么不能搞。这里夫妻主导的工厂很多，小一点年收入五六十万，大一点三五百万，以前有的还能到千万呢，日子过得很滋润，干嘛需要做得多么大。”
但我在另一家中等规模的摩拖车灯具公司得到了相反的答案。过去三年，从环镇北路到汽摩路，这片中小企业受到严重影响的不可谓不多。
“如果能走正规军，没有人不想走正规军的，但从关系到机器都要花钱的呀，不看成本我们都没饭吃的呀。”
走走停停一路下来，这里更多承载的是一个水平参差不齐的前后装市场；但消费级乘用车前装市场的供应链产业标准却统一而严苛。
这像是两条泾渭分明的河。一条是规整的代表着大企业有秩序的河，一条是曲折细长充满变数但却生命力顽强的小溪汇成的河。
但是，孟河的商业氛围倒是江浙沪商业文化的一个缩影，凝聚着让人喜忧参半的市场特点：
一方面，敏锐的嗅觉能够让这里的生意人能适应变幻莫测的汽车市场。这也是上世纪90年代中国迅速成为全球制造业基地的根本原因——民间经济活力的爆发。
但另一方面，分散且同质的产品，与“大产值”和“真正的技术创新”几乎无缘。这也是政府想让一切非正规因素，装到正规的形式之下的原因之一。
但让我略感神奇的是，即便是小镇，每一个个体身上的性格特质，都或多或少折射出一座城市在经济行为中的特性。
“给小河镇撑腰的当然是经济实力。”
从保安大爷嘴里听到这句话，我是肃然起敬的。他昂着下巴，兴高采烈地给我讲述孟河与小河合并与被迫改名的历史，告诉我最强的必然是汽摩之王“小河镇”。
“当年叫孟河，我们可是一路闹到市里的，为什么，经济实力是最重要的！”
隐身的“小人物”
载我去这座常州北部小镇的滴滴司机是一位活泼的徐州阿姨。
她一看我是去孟河镇，虽然大部分热情来自于高昂的路费，但仍然滔滔不绝讲起了自己在常州上空盘旋半年的见闻。
她经常从火车站载“做技术的”（应该是工程师）去理想基地，还有一些嘴里谈着“几千万生意”的“大老板”。
“太多了，这半年非常多，因为他们有滴滴优惠走高速直达工厂，我们最喜欢载这种年轻人。”
我说我也是工程师，她说不像。
“你们看起来都是有学问的样子，但你脸色不错，他们都愁眉苦脸的，要么一上车就睡觉，要么打开电脑敲键盘。”
我被她的话逗乐了。
因为我曾在北京华为研究所周围得到过大致相同的评价，那位北京司机大哥为了载上不差钱的华为员工，每天晚上10点到2点才伺机而动，得意地说自己一冲一个准。
“但他们有学历又是大公司不愁钱。不像这里的大学城，昨天载的好几个姑娘找不到工作在车上呜呜直哭呀。”
我们在经过大学城那条路时，她说这里是常州很多技术职业院校的聚集地。我纳闷儿的是，有文章明明说过“因为技术院校居多，而工厂环聚，所以这类院校90%以上的毕业生都能找到工作”。
“哦哟，谁大学毕业想进厂？现在网上信息假的太多了。”
随着我之后在镇上的走动，我发现看到的事实，跟网上得到的信息有越来越多的出入。当然，也可能是我的眼睛出了问题。
在孟河镇，很多小工厂的师傅看起来年纪都不小了。而那些闪烁着招工电子牌的工厂，规模小一点的要“35~45岁工人”；而规模稍大一些的，则是“20~45岁”。
我对这个在互联网人眼中已算“高龄”的招工年龄限制感到不解。一位四川口音的中年大哥一边装箱，对于我的问题则轻蔑一笑，三缄其口。
“还能是什么呢！都是不难做的活儿，中年人好控制、工资给的低、干的也扎实，不会轻易跑掉。”
最后得到的答案直白又残酷。
一方面，这里条件差点儿的小工厂的确招工难，中国许多地方“年轻人倾巢而出”的小镇问题在这里同样存在；另一边，大规模工厂虽然能招到年轻人，但流动率很高。
因此，这里的外地工人占比很高；而本地人，用一位老板话的说便是：“做做销售跑跑商务喽”。
为了印证徐州阿姨的话，我只能再去一趟文教区，虽然我知道我可能得不到任何答案，因为样本再多也存在片面性问题。
而现实是，还能在大学城徘徊笑谈的大学生至少还在读书，没有实质的毕业找工作之忧，但他们听到的情况也并不乐观。
“职校也有很多文科生，除非去做普工。” 一位学机电的职校学生说，学长有去大厂做技术员，但条件也不算好。但再找不到工作，也没人愿意做流水线工人（普工）。
“如果实在找不到，那普工也得上。” 一位学管理的纺织学院姑娘刷抖音“体验”到了今年的招聘灾难。她还笑着说：“985的文科生据说都找不到工作，常州这里我们更是没什么机会”。
至少，他们的表现有一点与我想的有点出入——
既不乐观，但也不会过于悲观，或者说称得上清醒。他们或许没有远大志向，但有一种比很多985、211学生更多的“认清现实感”。
而我从苏州和常州一些招工中介得到的信息可能更残酷。大专和本科生的确加入了普工“提桶”大军（解释一下，这里的工人通常会拎着桶进厂，装一些生活物件），但有些工厂反而不愿意要；
此外，电池大厂虽看起来是热门选项，但“剥削力度丝毫不逊于电子厂”——加班才有额外收入，无论普工还是技术员，周末加班也是常态。
“2月份很多条件好的厂就招满啦，大学生就不要来凑热闹啦。”
世界在某个维度，似乎达成了统一，也没有达成统一；而小人物，没有自己的角色卡，但却无处不在。
我猛然想起，2021年曾有所谓的制造业专家，提出一些“推进制造业创新的观点”广受推崇——
“真正的创新掌握在流水线工人手中，他们有最前线的情报，手握最前线的工具，最有可能被激发出不一样的idea。”
对于“流水线工人被机器替代”一说，许多工厂领导给出的“演讲稿”式解决方法是“激励前线工人自发进行自我提升，转型为知识型工人”。
而现在我再听到这个说法，只想给他们来一脚。这些不过是中国学者式的臆想罢了。
事实上，“推动普通工人的自我学习与改变”，是一件极为反人性的事；否则，抖音风靡全球这件事就是反人性的。
这些人通常想要的很纯粹，至少符合他们能触达的认知范围——
他们关心的是每小时20块还是30块，加班的根本力量来自更多的小时费。经验，补足不了系统性思维的缺失。
但你以为我想说的是，顶级学府的教授和清北硕博们来主动做这样的尝试吗？10年前他们就没做成这件事，那么10年后的今天也不可能。
我们改变不了经济环境和以利为向的人性，那么便改变一下思路——
真正能触达工业创新的人，可能既不是顶级学府的人，也不是只为多赚小时费的操作工人。
而是新一代因刚性需求在工厂侧触摸机器，有一定学历但不迷信学历的驻厂工程师。这里，包含大专生。
当然，学历与工厂本身就无需有任何鸿沟。
写在最后
在我离开孟河镇时，有个找活儿的中年大哥乐呵呵地记下电子牌上的电话说：“现在倒也饿不死。”
在考研和考公大军里，的确有不走寻常路的大学生，开始“正视”工厂的存在；而在一些鸟不拉屎之地的工程师们虽然干着坑爹的工作，实则具备着一定意义。
最前沿技术的研发最佳地点永远都是北上广深，这样才不会违背社会学与人性；而工厂，则一定是完成中国产业整体蜕变的最佳阵地。
供小人物发展的社会平台逐渐萎缩，在10年前就已成必然趋势；但社会，一定如生态系统一样，在某个时间点，主动对严重偏移的部分，进行重新配置。
作者介绍：你好，我是傅博，笔名宇多田，7年科技产业观察者，重点关注自动驾驶与半导体，欢迎关注，点个赞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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