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尼部分煤电厂的投资方正在着手退出。近日，印尼国家电力公司（PLN）拟将位于西爪哇的PLTU Pelabuhan Ratu燃煤电厂转让给该国煤炭国企Bukit Asam（PTBA），据当地媒体报道，项目估值约为4亿美元。
印尼是中国能源企业出海投资的热点国家之一，中国也一度在印尼投资了不少煤电项目。2021年9月，中国宣布不再新建境外煤电项目，而后一直认真履行该承诺。
笔者多方了解，目前，已有不少在印尼的中资煤电项目独立发电站（IPP）有退出意愿，原因包括环保意识和自身发展需求。具体而言，这些企业想把煤电项目卖出，获得现金流，再用来开发新能源项目。
但他们面临的困境是，虽有意愿退出或出售，却没有金融机构愿意为这些煤电项目提供金融服务，这些金融服务不仅包括融资，还包括卖方顾问、买方顾问等服务。
和欧美国家许多已运行超过50年的煤电厂不同，印尼许多煤电厂还“非常年轻”，按照印尼先前公布时间表，“年长”煤电厂先退役，“年轻”煤电厂后退役，每个煤电厂至少可以有20年的运行周期。将有约12.5GW煤电装机容量在2040年以后退役，彼时这些煤电厂虽未关停，但所扮演角色会和以往有较大不同，如主要用于调峰。
值得注意的是，大多数中资燃煤电厂属于较晚退出的一类。
笔者近日了解到，印尼2030年前将退出的IPP煤电装机容量大约4.2GW，其中约2.7GW只有本土企业参与，剩余1.5GW大多由日本、韩国和少量中资企业参与。约92%的中资企业参与的燃煤电厂在2035年前不会退出，到2038年才开始大量退出，其中50%会在2040年之后退出。
中资燃煤电厂退役时间较晚，但总体运行年份只有20年左右，且退役越晚，到末期扮演的角色就会越不同，可能需要进行大量调整、改造才可继续运行，后期压力会很大。
若提前退役，项目收益年限缩短势必影响投资回报率。印尼需要有更多补偿机制助力退煤转型，用金融机制助推新能源发展。
2022年20国集团峰会期间，印尼与一些国家和组织共同发布“公平能源转型伙伴关系”（JETP）联合声明，由众多银行和资产管理公司组成的格拉斯哥净零排放金融联盟（GFANZ）将筹集100亿美元资本，共同帮助印尼减少对煤炭的依赖。
此外，亚洲开发银行在2021年创设了促进早日关停燃煤发电站的“能源转型机制”（ETM），运用各国政府和慈善团体提供的无偿资金等，以低息贷款替换燃煤发电站现在背负的贷款，力图实现缩短运转年限同时获得盈利。
有业内人士希望印尼可以充分利用上述机制，出台政策为减碳行为提供补贴，或推出税收优惠，以低于现有贷款利息水平的利率再融资，再或是出台碳信用交易机制，为提前退役的燃煤电厂减少的碳排放核算碳证。
2023年2月，印尼提出为各家燃煤发电厂设定排放限额目标，在设定限额后，各企业将被要求进行碳信用交易，这是该国建立国内碳信用交易机制的首个举动。
若上述政策最终出台，印尼煤电提前退役就有了可依据的补贴政策，更加具备可行性，这也为中资煤电项目增加了退出可能性。
笔者认为，虽然部分在印尼的中资煤电项目尚有盈利空间，但为避免夜长梦多，需要充分利用上述机制，抓住一切机会窗口，同时放大中资企业在新能源方面的出海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