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9月19日，江泽民在十五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总书记。当年年初，邓小平逝世。失去了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襄助，接下来的五年任期江泽民面临着错综复杂的新形势与新挑战。
七位新当选的常委中，除了他本人毕业于上海交大电机系且曾有能源行业工作经历外，排名第二的李鹏、排名第三的朱镕基、排名第五的胡锦涛均为能源专业毕业且在该领域工作多年。这样高比例的“含能量”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
而当时的中国能源界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
1997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飙升。早在1993年中国就已从石油出口国转变为净进口国，但最初几年石油对外依存度还处在缓慢增长阶段。但1997年这一数据忽然猛增至20%左右，比前一年提升了约10个百分点。此外，受1997金融危机影响，国际油价暴跌，并于次年一度跌破10美元大关，给全球能源市场带来极大的不确定性。能源安全的警钟已经敲响。
1997年，京都会议把中国推向舆论暴风眼。不同于五年前里约峰会对发展中国家持宽容态度，京都会议上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要求中国、巴西等势头强劲的新兴经济体承担相应的减排任务。京都议定书最终重申了“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中国的诉求得到支持，美国拒绝批准以示抗议。但能源转型的压力已迫在眉睫。
如果说能源安全和能源转型是全球共同面对的挑战，那么能源体制改革则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的时代课题。早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即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政企分开”成为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所必须攻克的重要关隘。随着1997年国家电力公司成立，能源行业这块关键阵地吹响体制改革的冲锋号。
此后五年，在江泽民的亲自领导下，中国能源界风起云涌。
基于当时条件，中国把水电与核电视为能源转型的两大抓手。
水电方面，创造出“清洁能源+西电东送”模式。1997年11月，全球最大水电站三峡工程实现大江截流；2002年11月，三峡工程首台机组大件安装基本完成，从此进入总装阶段；江泽民卸任后不久，2003年11月，三峡工程首批发电的6台机组全部投产。为开发西南地区水电，2000年他还表态支持“西电东送”工程，最初是将云南、贵州、三峡工程的水电输往广东。时至今日，这种长距离跨区输送清洁能源的模式，依然是中国统筹能源安全与能源转型问题的最优解。
核电方面，探路成“万国堆型展览馆”。1997年12月，中俄合作建设核电站总合同签字仪式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次年，秦山三期又采用了加拿大技术；加上此前大亚湾核电站引进的法国技术，以及后来引进的美国西屋公司第三代核电技术，中国一度被外界戏称为“万国堆型展览馆”。但中国大量吸收国外技术的根本目的在于自主创新，正是在前几十年外来技术的基础上，中国才有了近几年核电的历史性突破。
能源体制改革从更深层次为能源建设注入活力。
在以“政企分开”为阶段性主题的改革中，1997年国家电力公司成立；次年，电力部、煤炭部撤销，中石油、中石化重组。相关行业的政府职能归入国家经贸委和国家计委，后调整至相关行业协会。
继“政企分开”后，“厂网分离”也如火如荼开展起来。2002年，国家电力公司拆分成两大电网公司、五大发电集团和四家辅业公司共11家企业，将“竞争”理念带入这个高度垄断性行业。经过20年发展，在今年世界500强榜单中，这11家企业重组成的9家企业全部入榜，其中国家电网、国家能源集团、南方电网、中国电建4家企业闯入世界100强，国家电网则长期保持在前5水平，最高达到榜眼。
另一个标志性事件也深刻影响了中国能源行业。2001年，中国加入WTO。光伏与煤炭行业乘风而起。
2002年无锡尚德第一条光伏电池线投产，此后中国光伏制造业征战全球，并在世界市场建立起压倒性优势，成为中国为数不多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高新技术产业。
2002年，中国取消电煤指导价，煤老板的黄金时代降临。不过，当煤老板在海内外书写创富神话的时候，“市场煤”与“计划电”的煤电顶牛矛盾形成痼疾。尽管业界采取了煤电联营、电力市场化改革等举措，但截止目前收效仍不容乐观。
来而不往非礼也。中国一方面向海外输出光伏与煤炭，另一方面则加大了油气的进口量。加入WTO后，中国油气对外依存度持续攀升。最近几年，中国的石油对外依存度一直保持在70%以上的高位，天然气对外依存度也达到40%以上。
卸任后，江泽民依然心怀中国能源行业。2008年3月，他在《上海交通大学学报》上发表论文——《对中国能源问题的思考》。论文强调：“能源安全中最重要的是石油安全。”
他还提出，走中国特色的新型能源发展道路，应坚持节约高效、多元发展、清洁环保、科技先行、国际合作，努力建设一个利用效率高、技术水平先进、污染排放低、生态环境影响小、供给稳定安全的能源生产流通消费体系。
如今回望，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为现阶段我国能源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也留下了新的时代课题。
能源转型道路不断拓宽。目前中国已经是全球风电第一大国和光伏发电第一大国，风电和光伏设备制造领域也走在世界前列；特高压技术作为我国原创、世界领先、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重大创新，破解了清洁电力远距离运输的世界难题，为清洁能源在全国范围内高效优化配置创造条件。相比江泽民在任时期，新技术的发展使我们拥有了更多的能源转型解决方案。但新能源真正担当重任还尚需时日，这也是为什么去年下半年以来中央反复强调“先立后破”“传统能源逐步退出要建立在新能源安全可靠的替代基础上”。
能源安全形势依然严峻。油气方面，富煤、贫油、少气是我国的基本国情，油气对外依存度高企严重威胁我国能源安全，而国际局势风云变幻激化国际能源供需矛盾。电力方面，去年多地出现的拉闸限电现象、今年四川等地干旱导致水电不足等引起高层高度关注。“能源不可能三角”中的“安全”价值被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相比江泽民在任时期，我们面临的能源安全形势或许更加严峻。
能源体制改革进入深水区。国家制定“放开两头、管住中间”总体改革思路。油气方面，2019年12月国家石油天然气管网集团成立，推动形成上游油气资源多主体多渠道供应、中间统一管网高效集输、下游销售市场充分竞争的“X+1+X”油气市场体系。电力方面，2015年开启的新一轮电力体制改革，其主要目标是“开放”，是市场化，要有序放开输配以外的竞争性环节电价，有序向社会资本放开配售电业务，有序放开公益性和调节性以外的发用电计划，同时推进相对独立的交易机构规范运行。相比江泽民在任时期，如今的能源体制改革已进入深水区，触及的利益更为盘根错节，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更加错综复杂，更需要改革的智慧与魄力。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今天，我们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江泽民同志追悼大会。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