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碳中和”大业，正因美欧在气候政治上的激烈博弈而陷入停滞，甚至倒退。
6月20日，在第八届中国与全球化论坛的一场对话中，美国前财长、保尔森基金会创始人亨利·保尔森（HenryPaulson），在气候问题上向中国“开火”。
保尔森表示，各国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削减全球的环境商品及服务关税。在这方面，中国需做得更多。在WTO或其他场合就此谈判时，中国一直拒绝取消这些关税。“我知道经济竞争令这个问题比较复杂，但我认为拯救地球更为重要。”
与向中国“开炮”相伴随的是，美国在气候问题上在明显后退。5月30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第六届气候行动部长级会议（MoCA）上，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以及欧洲以、加拿大的部长们悉数到场，唯独缺少美国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的身影。
地球人都知道，在碳中和问题上，如果美欧不积极承担主要责任，并与中印等发展中国家达成共识采取一致行动，这件事就注定干不成。然而，种种迹象表明，去年11月在英国格拉斯哥气候大会上重启《巴黎协定》之后，全球“碳中和”在当下正面临着“熄火”风险。
美国：不出钱，还“甩锅”
国际能源署（IEA）发布的数据显示，2021年全球与能源相关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了6%，达到363亿吨，创造了新的历史记录。
对此，欧美媒体齐刷刷“甩锅”中国，称中国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119亿吨，占全球总量的33%，这是全球二氧化碳排放量增加的主因。
然而，美国随即被“打脸”。早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的美国，2021年不但贡献了49亿吨的全球第二大二氧化碳排放量，而且多年来一直霸占着人均二氧化碳排放头号大国的“桂冠”，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两倍甚至三倍。
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盟中央主席丁仲礼亦撰文用详尽数据揭示了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虚伪“双标”：
从1850年到2019年，全球共排放了16100亿吨二氧化碳，美国同期则排放了4100亿吨，占比高达25%以上；七国集团（G7）国家整体上的排放量为7340亿吨，占比高达45.6%，而其人口在全球占比则不到10%；中国为2200亿吨，仅占13.7%。
通过计算，1850年到2019年人均累计二氧化碳排放量（每年的人均排放之加和）为：美国2174吨、G7国家1397吨、全球386吨，而中国是182吨——只是美国的8.4%、G7国家的13.0%、全球平均的47.2%。
除了数据上被“打脸”，美国在气候变化事务中更是受到来自欧洲盟友的指责，这主要与美国近年来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摇摆甚至“退群”直接相关。
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努力由来已久。1992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出台，1997年《京都议定书》签订，2015年《巴黎协定》签订。然而，特朗普上台后，美国旋即退出了《巴黎协定》。拜登上台后，美国虽然重返《巴黎协定》，但是各项涉及气候目标的出钱出力责任，到了美国国会那里都大打折扣。
自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大会开始，美国等发达国家承诺每年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气候资金。然而，事实上，直到2021年这笔资金也才只有七百多亿美元。美国在气候变化应对方面的“口惠而实不至”，让广大发展中国家极为恼火。
对于气候资金，西方七国中，德国、日本以及法国出力最大，英国和加拿大次之，美国和意大利最为消极。美国作为G7国家的“带头大哥”，在承担责任上却是这副表现，难怪就连其西方盟友也非常有意见。
来自德国和加拿大的最新协调结果表明，这笔资金今年仍无法全部到位，最早也要2023年才能到位。实际上，就是2023年甚至更往后，美国为首的西方七国也未必就能拿出这笔钱。
欧洲：为燃煤大开“绿灯”
应该说，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欧洲国家是最早行动起来的，也是迄今为止全球在减碳方面做的最好的。但即使是这样，欧洲国家仍然在大退步，尤其是在俄乌战争之后。欧洲国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日益展现出的单边主义，让很多发展中国家深感不安。
2022年1月1日，法国接替斯洛文尼亚，成为欧盟轮值主席国。法国总统马克龙希望，在这半年的轮值主席国期间，推动欧盟碳边境调节机制（CBAM）立法通过。如他所愿，CBAM立法在明显加快。
6日22日，欧洲议会以450票赞成、115票反对和55票弃权通过了CBAM的“一读”文本，这是针对去年7月欧盟委员会公布的“立法草案”的正式修正意见，欧盟碳关税立法取得重要进展。
所谓“碳关税”，就是欧盟将针对发展中国家输入欧洲的商品征收碳排放税。根据欧盟立法草案，碳关税将从2027年起征。
在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看来，欧洲这一动议有合理的一面，也有危险的一面。CBAM在欧洲内部保证了进口产品与国内产品的公平竞争，保护了低碳生产工艺、生产过程，但也可能催生贸易战。
“我们担心，CBAM可能会造成一些贸易保护主义做法。”2021年8月履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副总裁的中国央行原副行长李波，在上任不久后就表示，与CBAM相比，为国际碳价设定下限的做法更可行。IMF在2021年7月提出“国际碳地板价”（pricefloor）倡议，即碳排放大国间达成一项最低碳价协议，并依据各国的发展水平确定不同的地板价。
一方面要对发展中国家征收“碳关税”，欧盟一方面开始在为燃煤大开“绿灯”，这样的做法让发展中国家哭笑不得。
据外媒报道，欧盟委员会近期表示，欧盟将不得不在一段时间内增加煤炭消费量。与此同时，欧盟委员会已批准欧盟增加煤炭使用量，以替代俄罗斯能源的进口，并且预测煤炭消费量将在未来5到10年内增加5%。
在接下来的5到10年内，煤炭预计每年将生产另外100太瓦时的电力，大约相当于比利时的电力消耗量。使用煤炭带来的排放增加，欧盟计划增加出售碳排放配额数量。欧盟委员会提议出售200亿欧元的剩余碳排放许可证，这意味着将允许多排放2.5亿吨二氧化碳。
目前，整个欧洲国家都在“去煤”上走“回头路”，希腊、波兰、捷克、德国、意大利明确都将推迟退煤进程。作为能源转型榜样的德国，也官宣了要重启燃煤电厂，将让封存的10Gw“高污染的”煤电产能重新入网。
全球减碳标杆的欧洲大举重返煤电，让全球“碳中和”大受挫折，这让每一个关心地球未来的地球公民都大失所望。
发展中国家：“躺平”在2015年
2021年，煤炭占全球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中增量的40%以上。煤炭排放量目前处于153亿吨的历史最高水平，超过之前峰值（2014年）近20亿吨。2021年的煤炭发电量，因天然气价格创历史新高而增长。
在美国和许多欧洲电力系统中，现有的燃煤电厂的成本大大低于燃气发电厂。从天然气到煤炭的转换，将全球发电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推高了一亿多吨，尤其是在天然气和煤炭发电厂之间竞争最激烈的美国和欧洲。
这一形势在俄乌战争后更加恶化，全球范围内，燃煤都在重新放量增长。而与美国“甩锅”、欧洲倒退相伴随的，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减碳方面早已停滞不前，甚至已经“躺平”。
印度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在2021年大幅反弹，上升到2019年以上的水平，主要是因为发电用煤的增长。印度的燃煤发电量创下历史新高，比2020年的水平高出13%，而可再生能源的增长放缓至前五年平均增长率的三分之一。
相对于石油和天然气，煤炭是碳排放强度最高的化石能源，在提供相同能量的情况下，煤炭产生的碳排放约为石油的1.5倍、天然气的2.2倍。因而，2021年11月格拉斯哥气候大会的一大亮点，是将“退煤”首次写入公约案文。
但是这一努力在印度的反对声中大打折扣。直至格拉斯哥气候大会快结束，各方仍未达成一致。大会协议草案中的措辞一度是：敦促各国减少（无碳捕获的）燃煤发电。然而，在印度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动议下，协议草案中关于燃煤使用的措辞由“逐步淘汰”改为“逐步减少”。发达国家对此极度失望。
印度之外，其他发展中国家也已经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变得消极。国际能源署首席能源经济学家蒂姆·古尔德（TimGould）表达了担忧：“《巴黎协定》之后，所有发达国家和中国的能源转型投资都在增加，而其他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的支出依然停留在2015年的水平，要共同解决能源和气候问题，如果新兴发展经济体不迎头赶上，是不可能成功的。”
进入“碳中和”第二年，中国在减碳方面也出现挣扎“摇摆”迹象。在“碳中和”元年的2021年，我国在新能源装机等方面高歌猛进，电网建设却没能及时跟上，一度在高峰负荷面前造成拉闸限电局面。如今，以煤为主的能源基本国情被重新确认，一个不经意的结果是，本来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要逐步减量退出的煤电，又大举回归，这为下一步的减碳压力埋下隐患。
美欧在气候政治领域互相扯皮、大肆“甩锅”，广大发展中国家减碳停滞不前，甚至放量增排将“碳达峰”变成了“攀高峰”。一重山水一重关，全球“碳中和”注定是一条坎坷路，希望当下只是暂时的曲折，而不是真走向了“死胡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