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总统拜登为期四天的中东之行，可以用“一半一半”来形容。前两天给了以色列，顺访巴勒斯坦；后两天留给了沙特，并在沙特举行美国—阿拉伯9国元首峰会。足以看出美国在中东的“双支柱”战略实施得到进一步显现，以色列和沙特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坚定盟友的地位也更加巩固。
长期以来，美以关系的基石是“金融换安全”，美国犹太金融集团相当程度上影响着美国的经济、外交和政府政策走向，其核心目标之一是确保以色列在中东的安全，特朗普2017年执政以来，美以关系进入“蜜月期”，特朗普对以色列“偏爱有加”，结果是，以色列将首都迁往耶路撒冷，同时，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四个阿拉伯国家放下此前的“不共戴天之仇”，与以色列建交。
长期以来，美沙关系的命脉是“石油换安全”。石油换安全，实际指沙特和美国的这种基于石油供需关系的“特殊同盟关系”。一方面，通过协议，美国承诺对沙特的安全负责，一个典型的案例就是1991年海湾战争期间，美国出动军事力量在打击伊拉克的同时，保护了沙特的安全。另一方面，沙特履行向美国供应石油的义务，即便在1973年沙特率领阿拉伯产油国向西方发起联合禁运时，沙特对美国的供油也未完全中断。“石油美元”就是美沙特殊盟友关系的硕果，仅凭这一点，沙特作为OPEC的领头羊和“灵魂”，其在美国全球战略棋局中的“铁杆盟友”地位无可替代。
即便是拜登这样的向来对沙特不屑一顾的老牌民主党人，关键时候，也得放下身段，亲自来沙特面见其称为“世界贱民”的王储——默罕默德·本·萨勒曼。
当我们看不清未来时，可以看看历史。当下的美沙关系特点，以及美国中东政策的新动向，还得从历史中寻找脉络。
不难发现，近半个世纪以来，美沙关系演变实际上经历了大致五个阶段：
一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共同利益期”，时间大约是从1973年到1992年前后。1973年以后，美国对武器销售激增，美国在沙特的军事设施大规模启动建设，沙特也成为美国境外石油的第一大供应国。卡特总统执政期间，当时的沙特国王哈立德实际上冒着不惜与所有其他阿拉伯产油国决裂的风险，在向美国提供低价石油（美沙“特殊关系”在此次石油危机中得到充分体现，彼时，考虑到美沙特殊关系和自身安全，沙特仍“偷偷”向美国供应廉价石油）。特别是，为了帮助卡特连任竞选成功（可惜没有成功），沙特一度将供应到美国的油价降低到比其他生产商的价格低6~7美元/桶。
二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的“缓慢恶化期”，时间大概是从1992至2001年前后。彼时，克林顿总统执政，美沙关系发展得不太顺利。克林顿对沙特阿拉伯不感兴趣。正如时任沙特驻美国大使苏尔坦亲王（Bandarbin Sultan）所说那样，克林顿与沙特人起步非常糟糕，两国关系一直处于“自动驾驶”状态。1998年秋天，当时的王储阿卜杜拉亲王（后来的国王）亲赴华盛顿，试图恢复和提升两国关系。阿卜杜拉王储会见了所有当时在沙特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负责人（1988年，沙特已全面接管阿美公司），并说：“我们已再次开放。”他邀请这些石油公司重返沙特。沙特将开放天然气上游勘探开发领域以及石油相关领域，但美国大石油公司后来均未成功重返沙特。此过程中，美沙两国石油企业成立了三个国际财团，涉足美国的下游市场，其中两个由埃克森美孚领导。
三是本世纪第一个十年的“9-11阴霾期”。特别是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美沙关系变得更加复杂。现在回过头看，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使沙特感到很受伤。原因在于，美国把萨达姆赶下台，大大削弱了伊拉克的力量，并且战后伊拉克政府由什叶派掌权。这客观上造成了伊朗在本地区的快速崛起。从而大大加剧了什叶派大国的伊朗与逊尼派领头羊的沙特之间的紧张关系，而这种战略对峙本来没有必要或没那么严重。沙特人一直小心翼翼维护的海湾地区力量平衡被美国打破了。从沙特的角度来看，他们无法理解小布什在想什么，以及美国为什么要这样做。
四是奥巴马执政八年的“虎头蛇尾期”。奥巴马总统在与沙特的交往中开端良好，某种意义上说，奥巴马执政的前期对海湾地区局势的表态基本符合沙特的立场，奥巴马说的是沙特渴望听到的话。比如，在对待巴以问题上，奥巴马要求以色列必须保持克制。这也导致奥巴马执政时期，美以关系一直不瘟不火。但随着2011年阿拉伯之春爆发，叙利亚危机和内战出现，俄罗斯强势干预叙利亚，美国这一时期在中东和海湾地区则显得相对保守和温和。彼时，美国支持达成伊核协议、与伊朗关系缓和、不干涉叙利亚危机等种种决策，令美沙同盟关系跌至谷底。沙特国王萨勒曼对美国公开表示了不满，2015年他联合多个海合会国家首脑缺席奥巴马主持的“戴维营海湾峰会”。2016年奥巴马任期内最后一次访问沙特时，沙特国内主流媒体竟无一报道。
五是特朗普执政以来的“蜜月期”。2017年5月20日，特朗普在上任百日后开启了他的首次出访。而且，他打破美国总统上任后首访加拿大、墨西哥等近邻的惯例，带着妻子梅拉尼娅、女儿伊万卡（特朗普的非正式顾问）、女婿库什纳（白宫高级顾问）和时任国务卿蒂勒森等政要，直抵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彼时，美沙关系好得不是一般，已经让沙特王室“忘乎所以”，乃至王储小萨拉曼在2018年干出了谋杀著名记者的勾当，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卡舒吉事件”。沙特被拜登形容为“世界贱民”。
自2021年拜登执政以来，美沙关系“急转直下”，拜登政府对沙特“不屑一顾”，而沙特似乎也很硬气，与美国这棵长期以来倚重的“大树”保持得体的距离。你不来，我也不往。
然而，2022年2月24日爆发的乌克兰危机改变了一切。这场自二战以来欧洲大陆上爆发的最严重的地缘政治冲突和连带的能源危机，导致美国必须迅速调整其全球战略布局和外交政策。而在这场变局中，中东产油国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地位大大上升。这就是拜登此次放下身段，出访沙特的最大动因。
正如著名中东问题专家刘中民先生指出的，“拜登此行带着三大议题——安抚中东盟友，以解决欧洲能源问题；组建‘中东防空联盟’，意图建立针对伊朗的‘中东版北约’；象征性地推进巴以和谈。”实际上，自拜登执政以来，美国的战略重心已转向大国竞争，在中东地区呈现出战略收缩态势。然而，随着俄乌冲突的爆发，美国面临内外交困局面，拜登政府意识到需要重新争取中东盟友的支持与配合，尤其是能源供应，以抗衡俄罗斯。可以说，拜登此次中东行更像是“功利主义”使然。
也就是说，拜登的中东政策越来越向其前任——特朗普靠近了。即：肆无忌惮地“包庇”以色列，与沙特交好，全力遏制伊朗势力，有效防范土耳其在中东地区的扩张。
回到石油和天然气这一重点话题。那么，拜登此行能达到目标吗？从这两天的媒体报道来看，沙特方面释放出的信息是，沙特的原油产量水平至多可以上升到1300万桶/日（6.5亿吨/年）。如果能够兑现，那么将创下沙特新的产量高峰。历史上，沙特产量最高年份出现在2016年，当年，沙特石油产量水平达到1240万桶/日。近两年，沙特的产量水平维持在1100万桶/日。如果沙特能够兑现对美国的承诺，那么，以沙特为代表的OPEC可以至少增产200万桶/日，这与今年三月份沙特阿美总裁在休斯顿第40届剑桥能源周（CERAWEEK）上对外界释放的信息相一致。外加美国和OECD国家战略石油储备的释放，以及美国大小石油生产商在二叠纪盆地等的增产，预计美国将增加供应200万桶/日。加上其他与美西方关系友好国家的石油增产，预计下一阶段，全球石油市场供应（俄罗斯除外）同比或将达到500万桶/日。理论上，这将能够弥补俄罗斯对欧洲和其他西方国家的石油短供。截至目前，俄罗斯对欧洲的原油短供量已超过300万桶/日，算上成品油的短供，俄欧之间的石油贸易量同比去年已下降400万桶/日以上。但市场并未出现恐慌和油价攀升，因为预期的增供能够弥补俄罗斯供应的缺失，外加全球经济持续疲软和美联储加息，国际油价近期有所下降。
重中之重还是天然气供应的问题。沙特是全球第一大石油出口国，但其天然气基本保持自结自足，出口无几。中东地区的天然气出口大国，现行的是卡塔尔，潜在的是伊朗。今年上半年，全球LNG现货去往欧洲方向的占全球的60%以上，而去年同期，这一数字是30%，往年，亚洲地区才是全球现货LNG的主要消费市场，而今年变成了欧洲。由此带来的对欧洲的供应增量在300亿方左右，加上美国今年上半年的增供量200亿方，预计今年全年，欧洲从俄罗斯之外能够获得800~1000亿方以上的供应增量，但即便这样，也弥补不了俄罗斯以往对欧洲1800亿方左右的年供应量的缺失。欧洲今冬明春出现天然气危机是大概率事件，但愿到时欧洲的冬天不是太冷。
可以看出，中东的石油天然气对美西方乃至全球依然不可或缺，甚至是主力军。这也是拜登此次出访沙特最直接的原因。无论如何，在全球地缘政治格局和战略态势发生重大转圜的情况下，美国的中东政策也在相应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