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盟追随美国对俄罗斯发起了“全面而严苛”的制裁。据不完全统计，截至6月底，美西方对俄罗斯施加的制裁措施数量已超过了11000条，其中80%左右是在2月24日危机爆发后施加的。
在能源领域，美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持续到五月份左右，其特点是美西方主动对俄罗斯的能源说“不”，主动切断或半切断俄罗斯的油气煤供应，实际上是“自我约束”“自我制裁”；五月份以后，随着俄罗斯一系列反击举措陆续出台，包括对全球不友好的48个国家实施“卢布结算令”后，加之欧盟对俄罗斯的第6轮制裁开始落地，制裁与反制裁进入第二阶段。
“你不要？我还不给呢！”，俄罗斯开始主动对一些欧盟国家“断供”，包括7月11日以来的以检修为由，主动切断“北溪1”天然气管线对欧洲（主要用户是德国）的供应。俄罗斯的主动对欧洲断供标志着俄罗斯与西方的能源地缘政治博弈进入第二阶段。
虽然欧盟豪迈地宣称，到2027年，欧洲的能源供应将与俄罗斯彻底说“再见”，其中煤炭供应立即停止，石油的供应或将延续至2022年年底停止，天然气的供应可能还得持续几年，基本上到2024年以后，欧俄之间的能源合作将脱钩。
欧洲能不能快速扭转“50%的煤（每年2.5亿吨左右）、40%的天然气（1800亿方左右）、30%的石油（每年2亿吨左右）依赖俄罗斯”的局面，中东成了关键。
目前，中东已经成为继美国之后，填补欧洲能源供应亏空的第二个战略卖家。若从量上讲，中东将来是最大的战略卖家。
于欧洲而言，中东这位“胡汉三”半个世纪之后又回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1973年10月至1974年3月，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产油国报团取暖，对美国、西欧和日本等西方国家发起了一次前所未有的“石油禁运”，致使国际油价在短短几个月之内上涨了4倍左右，直接导致美国等西方国家在经济上陷入滞胀，在能源安全上面临极大考验。“石油武器”由此而来。
1973年10月爆发的第四次中东战争和随后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产油国向西方国家发起的石油禁运，堪称20世纪最大的“石油事件”。1973年夏，沙特国王费萨尔便将石油禁运的警告由秘密转向公开。在接受《新闻周刊（NewsWeek）》采访时，他明确表示，“如果美国继续支持以色列对阿拉伯世界的攻击行为，沙特政府将把其石油资源作为政治武器（予以还击）”。
紧接着，接替1970年逝世的纳赛尔的埃及新任总统安瓦尔·萨达特（Anwar Sadat）、叙利亚总统哈菲兹·阿萨德于1973年8月访问利雅得。这两位领导人向沙方透露，已准备好联合向以色列发起反攻，希望明确得到费萨尔的支持，特别是在美国继续支持以色列的情况下动用石油禁运这一武器。费萨尔表示同意，并要求萨达特要尽可能地将战事拖久，以便让石油禁运这一武器发挥出最大效用。对此，萨达特在他本人的回忆录中这样表示，“费萨尔国王是一位能够永远保持冷静的杰出领导人，同时也是我们永远的真诚朋友”。1973年10月17日，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Organization of Arab Petroleum Exporting Countries, OAPEC）成员国的石油部长们齐聚科威特，并集体宣布立即削减原油产量和出口量5%，以报复美国向以色列提供支持。同时，OAPEC的声明还指出，如果美国不调整其支持以色列的外交政策，则每满30天就将再次削减产量和出口量5%。作为这一决定的倡导者，沙特政府于第一时间将产量削减了10%。
1973年10月19日，尼克松总统宣布向以色列提供总价值22亿美元的紧急军事援助。次日，沙特立即切断了其对美国、荷兰、葡萄牙、南非和罗德西亚（Rhodesia，如今的津巴布韦）的全部原油出口作为报复，以示对这些国家支持以色列的严重不满。对此，著名石油战略专家丹尼尔·耶金的《石油大博弈》一书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情节：10月20日星期天凌晨两点，基辛格启程去莫斯科制订一项停火计划。他在飞机上听到更为震惊的消息。作为对美国援助以色列的报复，沙特不是逐渐限产，而是马上停止向美国和西欧出口石油。其他阿拉伯国家也已经或正在这样做。石油武器现在完全投入战斗——用基辛格的话来说，这是“政治讹诈”武器。战后30年来的石油秩序已经彻底崩溃。而阿美石油公司的一位高级董事听到此消息说：“对于禁运的可能性，我连想都没有想过。我只想，如果战争爆发，假如美国站在以色列一边，美国在阿拉伯国家的石油资产肯定被国有化。”
至1973年12月，OAPEC再次在科威特举行部长级会议，决定将原油产量削减25%。受此影响，国际油价暴涨，引发了美国和西欧的严重恐慌，那一时期，美西方国家所有加油站外等待加油的车辆都排起长龙。石油禁运对于美国、西欧经济造成的消极影响是破坏性的：1973-1975年间的GDP下跌6%；70年代后期的国内通胀率飙升至两位数。这种破坏性的影响直至石油禁运结束后相当长的时间内仍然未能消弭。
以上就是半个世纪前发生的“石油武器”的故事。但中东产油国对美西方发起的石油禁运让苏联（后来的俄罗斯）捡到了便宜。彼时，正好是苏联石油和天然气产量的快速上升期，得益于其在西西伯利亚几个大型油气田的勘探开发与上产。趁着石油禁运带来的高油价，苏联趁机将大量油气“倾销”给了欧洲，巨额油气出口收入带动了苏联国力进一步增长。虽然彼时美苏争霸和冷战正酣，苏联在全球处于攻势、而美国处于相对守势。即便面对冷战带来的两个体系和意识形态的差异，西欧在无油可用的窘境下，不得不向苏联进口石油，弥补中东产油国的缺口。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西欧对苏联油气的倚重加剧从苏联那一时期油气产量和出口量骤增的情况可以明显看出。以石油产量为例，根据bp能源统计，从1970年到1980年，苏联的石油产量从3.53亿吨迅速增长至6.03亿吨，十年间净增2.5亿吨，每年增加2500万吨，这样的上产速度彼时在全球范围内绝无仅有。再以天然气产量为例，同期，苏联的天然气产量从1970年的1875亿方骤增至1980年的4122亿方，净增2247亿方，每年增加225亿方左右，这在当时的全球天然气市场也是首屈一指的。
因此，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通过乌克兰的“友谊管道”“兄弟管道”等管道系统，苏联与欧洲的能源合作进入“蜜月期”。美国著名能源问题专家塞恩·古斯塔夫森在其《天然气桥：重塑欧洲能源新格局》一书中表明，1990年，苏联供往欧洲（不包括独联体国家）的天然气中，过境乌克兰的量达到1020亿立方米。
就目前的供应量水平而言，俄罗斯对欧洲的石油出口量水平以同比下降80%以上，短供量达到400万桶/日（其中100万桶左右时成品油）；天然气出口量水平同比下降50%以上，预计年度短供量达到800~1000亿方左右。如此巨额的短供量，美国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唯一有能力弥补的只有中东。石油靠沙特、科威特、阿联酋等几个海湾国家，核心是沙特；天然气主要靠卡塔尔、伊朗，特别依赖卡塔尔的现货LNG和新增加的出口产能。
因此，我们看到，乌克兰危机爆发三个月后，欧盟对中东的能源外交力度、频次和层次显著增强，无论是在北约峰会还是G7，中东地区的能源供应问题已成为美西方大国领导人重点讨论的议题，法国总统马克龙“悄悄”耳语美国总统拜登关于阿联酋难以大规模增产的画面依然历历在目。即便难以取得突破，七月中旬，美国总统拜登还是放下身段，亲赴沙特，推动海湾国家增油增气。
在具体的行动方面，欧洲国家和企业开始“全面出击”。
一是德国与卡塔尔达成长期天然气采购合作伙伴关系，3月19日，德国副总理兼经济和气候保护部长罗伯特·哈贝克率领一个由20多名企业家组成的代表团访问卡塔尔。哈贝克称，德国必须从俄罗斯之外的其他国家进口更多的天然气，以确保能源安全和稳定。他还说，德国希望与卡塔尔在氢能等清洁能源领域建立更密切的伙伴关系，以加速德国向清洁能源的过渡进程。
二是以色列和埃及与欧盟与签署天然气出口协议，通过埃及的出口终端，计划增加以色列东地中海地区的天然气田对欧洲的供应。
三是德国、法国等国积极与阿联酋开展增加石油供应谈判，6月5日，法国财政部长勒梅尔表示，法国正与海湾产油大国阿联酋就原油的供应进行谈判，以寻求俄罗斯原油进口的替代渠道。
四是六月底七月初，美国埃克森、法国道达尔能源等国际大石油公司与卡塔尔能源签署了卡塔尔北方气田和LNG产能扩建项目合同，项目产量主要面向欧洲消费市场。
五是积极斡旋“伊核协议”的重新达成（以便欧洲可以正当地从伊朗进口油气），尽管目前看上去这更加不可能了。
半个世纪的轮回。欧洲人肯定没想到，差不多50年后，他们不得不“作别”俄罗斯，重新从中东地区获得大规模油气供应。
最后，清泉想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中东油气在全球能源格局重塑中的重要地位更加凸显。目前看，美国、欧盟、印度、日本等全球重点经济体均加强了对中东油气的争夺。在全球能源转型加速、“碳中和”愿景成为全人类共识的当下，油气等化石能源却重返国际政治经济的舞台，能源安全的急迫性已超越能源转型的重要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
清泉更想说的是，纵然中东油气现在成了“香饽饽”，但我们也应该沉得住气，不要被他人“带节奏”。按照自己既定的策略行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