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半个世纪，世界再一次遭遇严重的石油危机。
我们总说1973的石油危机改变了世界和能源产业的格局，但似乎很少从细节或者微观的角度去思考改变是如何进行的。而我们当前正在遭遇的石油危机，其破坏力、影响力、范围、广度、深度，可能都与50年前的危机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么现在的危机过后，世界能源会发生什么样根本性的转变？50年过去，世界政治格局、经济格局、能源格局的变化，又会让危机产生哪些不一样的变化呢？
增产
1970s：争先恐后
2020s：烫手山芋
1973年的石油危机直接导火索就是欧佩克国家的减产以及石油出口禁令。从供给来看，事实上供给量并没有减少，只不过美国、日本、西欧等国家买不到石油罢了。
面对这种情况，自给自足当然是最好的选择。排除掉日本这个毫无资源的国家。其实美国和西欧都是有一定的资源储备的。
先说美国，从EIA的数据来看，就在石油危机爆发（1973年）前后，美国本土的原油产量刚好达到巅峰。而下一次超过这个巅峰要等到21世纪的页岩革命了。
实际上在1970年代之前，美国曾经为了保护国内石油生产商，实施较为严格的石油进口禁令。但是随着国内石油生产达到顶峰，而石油需求却依然攀升，石油进口禁令在1973年4月解除。石油进口暴增3倍。而这无疑加速了美国石油危机的严重性。
当石油危机爆发之后，美国本土的石油增产潜力几乎没有。而在这样的条件之下，为了开发阿拉斯加北极圈内的普拉德霍湾油田，美国批准了一直以来都争议巨大的阿拉斯加管道系统。
与美国相比，欧洲要幸运一些。尽管北海油田的开发历史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但是直到1960年代，北海石油生产都不怎么具有经济性，也就一直没有实现大规模的开发。
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之后，英国、挪威等北海周边国家一下子就迎来了大规模开发北海石油资源的机会。直到今天，北海油气田的石油产量都是欧洲最重要的石油供给之一。
50年过去了，面对新一轮的石油危机，产油国和欧美各国的反应却又有着天壤之别。
本轮危机的直接原因是俄乌战争和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制裁。那么从增加供给的角度来说，中东和美国（新崛起的主要石油生产国）是解决危机（至少是一定程度缓解供给危机）的关键。
但是美国政府却在国内土地开放开采权的问题（联邦土地禁止油气开发）上迟迟不松口，还一直暂停着墨西哥湾油气勘探的租约。
面对国内增产羞羞答答，但是美国却一直在呼吁中东国家积极增产。7月16日，拜登结束了就任以来对中东地区的首次访问。尽管拜登在出访前表示沙特将进一步增加石油供应，但是直到访问结束，沙特方面也只是表态“有能力在2027年前将产能提高到1300万桶/天，但没有能力额外扩产。”
距离2027年还有5年，沙特这个空头支票等于什么承诺都没有给出，要知道现在沙特的产量依旧接近了1100万桶/天。
而欧洲的北海油田在经过了20世纪90年代的生产高峰后，也开始逐渐走下坡路。近期挪威石油工业的罢工行动还进一步加剧了北海油气产出。欧洲国家的领导人只能走访非洲、中东来寻找新的气源。
造成两次危机后产油国态度截然不同的原因是很明确的。1970年代，石油是绝对的工业命脉，而且中东国家在世界石油市场所占的地位要比现在高得多。因此禁运对欧美社会产生的影响也比现在大得多。在加油站排队加不上油不仅仅是一个震撼的新闻照片，而是长时间在欧美国家发生的事实。这种硬缺口，是没有经历过的人难以想象的。
在这种情况下，开发自身油气资源潜力不仅是保障能源安全的行为，也是极具积极的经济意义。所以不论是阿拉斯加石油开发，还是北海油田开发，除了政府指导，更重要的是企业积极参与。
而到了21世纪20年代，能源危机发生在能源转型刚刚开始的当口。几个月之前，化石能源还被舆论打倒在地，恨不能再踩上一万脚。几个月之后，人们就期盼着产油国开足马力生产，把油价给压下去。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时候大规模增产是只看重了短期利益，而可能遭受长久的损失。所以沙特和美国都对增产避之不及。美国国内的石油生产商们也没有被高油价冲昏头脑。截至2022年7月，美国石油天然气钻井平台数量也只是恢复到了2020年3月新冠疫情大流行之前的水平。
替代能源
1970s：出现，然后不了了之
2020s：崛起，准备接班化石能源
在1973年石油危机爆发之后，除了在自己的国家以及满世界找石油之外，欧美国家也开始积极探索替代能源的方案。很多我们现在耳熟能详的新能源技术是从那个时代开始发端或者技术突飞猛进的。
最著名的莫过于法国“梅斯默计划”，这是石油危机给法国能源转型造成的直接结果。
石油危机之前，法国的电力供给大部分由石油提供。由于缺少煤炭等自然资源，法国必须寻找新的方式来实现能源安全。1974年，时任法国总理的梅斯默宣布了一项庞大核电计划，后被称为“梅斯默计划”。计划的最终目标是实现100%的核电电力。
虽然最后100%的目标一直没有实现，但是法国70%的核电电力一直以来都是其经济发展、安全稳定的基石，也实现了为欧洲其他国家出口电力。
事实上不只是法国，美国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也出现了一波核电建设的高潮。目前美国在运核电站中，大部分反应堆都在1974年之后建设的。
除了核电，风电、光伏技术的跨越式发展也起源于1973年石油危机。在此之前，光伏发电主要用于航空领域，成本高昂。风电也大多属于实验性质，应用在小规模配网。
危机爆发之后，风电、光伏技术的创新和研发都得到了西方国家政府的大力支持。1975年美国第一个风电场并网发电，1977年ARCO石油公司并购一家太阳能公司并更名为ARCO Solar（后发展成为全球最大的太阳能制造商），1978年维斯塔斯生产出第一台风力发电机，1979年美国总统卡特开始在白宫屋顶安装太阳能热水器。
但是西方国家的替代能源热潮并没有能够持续很久（法国除外）。1980年代初，随着石油价格的暴跌，本就没有什么经济效益的替代能源迅速被扫进了垃圾堆。
美国核电在1979年遭遇了三里岛安全事故，严重削弱了公众对核电安全的信心，美国核电的大发展也陷入停滞。至于风电和光伏，更是彻底被遗忘。ARCO Solar在石油公司手下艰难生存了十几年后，在1989年被卖给了西门子公司（西门子后来还指控ARCO在出售太阳能公司的时候存在欺诈行为，看来这个资产确实是够烂）。
现在回头来看，20世纪70、80年代（甚至包括90年代）能源公司对于可再生能源的投资面临着一个很尴尬的问题：都知道替代能源或者说可再生能源代表了未来，但是这个未来有多远呢？在公司业绩好的时候，大家可以不在乎多花点钱投资可再生能源，但是一旦遇到业绩的波动，可再生能源资产就立刻被抛弃了。
现在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首先从商业的角度来说，可再生能源已经不再是完全不能盈利的了。无论是风电光伏这类已经完全市场化的能源，还是氢能这类“未来型”的能源，都有明确清晰的商业路径或者是时间表。
从这一个角度来看，碳中和目标的确立对于可再生能源的发展意义是具有决定性的。2040也好、2050或者2060也罢，明确的碳约束对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来说都有影响。能源体系的低碳转型受限于技术发展。那么在当前和未来可预见时间内的技术条件下，光伏、风电、储能、氢能、核能……这些是转型必然的选择，那么投资这些领域是绝对正确的选择。
所以我们才能有一次看到石油公司大规模的投资可再生能源。但是与20世纪90年代末期的那一轮油公司投资可再生能源不同，这一次油公司可以说是“没有退路可言”。上次投资可再生能源还是可以玩票，或者是有很大程度的品牌宣传意义。现在的可再生能源业务则意味着二三十年之后企业的营收是否能够维持现在的水平。这是生死攸关的大问题。
能源政策市场化与强监管的平衡点
回顾1970年代的能源危机，除了中东国家的禁运，我们更不能忽视政府对于能源产业过度干预产生的负面影响。
危机爆发之前，美国一直对石油市场有着强力的政府干预。1959年，艾森豪威尔总统设定了石油进口配额，以保护美国生产商。这些配额产生了预期的效果，使美国生产商在整个1960年代蓬勃发展并增加了供应。但它们并没有保护消费者免受成本上升的影响。随着美国人搬到郊区，购买更大的房屋和汽车，石油消费超过供应，价格最终开始上涨。
在1973年禁运开始之前，美国已经开始感受到油价上涨的影响。尼克松总统（1968年当选总统，1972年连任成功）为了控制价格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管制石油天然气价格、撤销石油进口配额、敦促国民节约汽油。
危机爆发前后，美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强力的政府干预措施，但是这些行为在石油禁运开始之后，加剧了危机的影响。全美各地排队加油的恐慌现象就是政府强制干预和石油禁运联合作用之下的结果。
我们都知道石油危机让西方国家搞起了石油战略储备，建立了IEA。但是政府对能源产业的强制性干预一直延续到了1980年代。1978年末，伊朗伊斯兰革命引发了新一轮的石油危机。美国国内的能源强管制也由此延续了下去。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全球能源供给能力的恢复，全球油价暴跌，美国的强管制政策才逐渐减少。
当时的西方国家对绵延十几年的能源危机进行了很多总结。一条重要的经验就是：政府不能过多地对能源经济进行微观的管理。事实来看，管控越多，危机越严重。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危机爆发导致油价上涨，这会刺激各类石油公司开发新的资源，然后随着供需关系变化，油价逐步回落。
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之下，西方国家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一直到本次危机之前，都秉持着“政府少干预”的市场化能源政策方针。
在过去的40年中，对市场力量的依赖产生了巨大的利益，使能源更加负担得起和更容易获得，提高了经济效率，并通过实现具有竞争力的价格将供应转移到最需要的市场来提高能源安全。然而，今天的危机凸显了某些市场机制失灵，这些失灵只能通过更大的政府干预来解决。
现在看来，市场化的能源政策有三个主要问题：
1，市场化缺乏足够的动力来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的基础设施。因为这类设施往往没有什么投资回报收益，或者收益很少很漫长。
2，仅靠市场力量并不能鼓励建立更有序的能源转型所需的基础设施。转型意味着超前，意味着放弃很多当前的利益。
3，遏制碳排放需要有强力的碳约束，不能依靠企业和个人的自觉。
欧洲面对俄罗斯“断气”时候的表现刺激了每一个国家的政府。大家似乎都在疯狂地提高自己的能源安全。欧洲的糟糕状况说明，为实现能源安全，各国需要一系列购买能源的选择、多样化的能源供应以及在紧急情况下的充足储备——所有这些都需要政府加大干预力度。
而自由市场通常能很好地确保消费者有多种能源来源选择。当一个地方的供应中断时，无论是由于自然灾害还是政治动荡，高度一体化和运作良好的商品市场自由贸易使买家能够找到替代品，从而避免短缺。
政府发挥更广泛的作用可能是这一次危机后新的全球能源秩序的一个决定性特征。如果结构和管理得当，政府在能源和气候领域的更多参与有助于平息市场波动，减轻能源转型不可避免的风险，并缩短实现净零排放的途径。
当然，政府权力和行为的扩大也必须要有边界。能源安全的保障必须有明确的上限，如果为了能源安全无节制的开发化石能源或者增加化石能源，这对于长达三四十年的能源转型是相当不利的。实际上，所谓的政府权力扩张不仅要体现在能源安全的政策上，更要体现在对碳排放约束上。这种尺度的把握，或许才是最困难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