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家在十月”
平价之后的混乱
2020年10月，通威董事局主席刘汉元与天合光能董事长高纪凡在通威主办的西部光伏大会上宣布，两家龙头企业达成战略协议，后续双方在硅料、硅片等业务领域展开了一系列的合作。
在签约现场，笔者想起了2001年那部由一向严肃的央视罕见的出品的恶搞短片：《分家在十月》。
谁在分家？通威和隆基。一位是硅料和电池老大，一位是硅片和组件老大。本是亲密无间的战友，却最终分道扬镳，通威联手天合和晶科，而隆基则在后面与协鑫、大全走得更近。此前双方也都曾试图挽回，网上还放出了四家企业负责人的合影（刘汉元、曹仁贤、高纪凡、钟宝申），但终究因为核心利益相关，最终没谈妥。
但彼时业界还想不到这场“离婚案”对行业带来的震荡。
2020年8月，多晶硅价格暴涨之际，笔者在拙作《定价权之争：光伏新供应链时代》中呼吁，各界应建立长期机制来稳定价格。但2年之后，硅料价格冲破300元/公斤，产业链承压极重，虽然不断有新硅料产能放量，但在双碳目标及能源紧缺的双重加持下，今年实际上大概率是供应决定市场的格局。
近两年，硅料企业被各路人士口诛笔伐，但笔者认为硅料涨价的本质，是光伏“权力”的一次再平衡。
为什么硅料企业如此强势？表面上是硅料存在缺口，背后则是光伏行业历史性迈过平价上网门槛后出现的“权力真空”所引发的混乱。
笔者翻看史书，结合时事，以史为鉴，以大观小，发现无论是国家、地方、行业、企业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规律，粗略总结如下：
1、系统内“权力”不会消失，只会集中、分散或转移，权力分布情况决定事物。具体表现为产业链强弱格局转换，国内外市场此消彼长的关系。
2、权力变化不会停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对应到行业竞争格局就是垄断与完全竞争。
3、权力系统有大小之分，小系统服从大系统。如地方服从中央，碳中和优先级高于民生外的绝大部分事物。
权力的分散与聚合只是一种表现形式，没有绝对的优劣。如所谓西方的民主，实际上不过是将权力分散到了财阀、工会手中，带来政府组织动员能力下降，内耗严重，无法做出正确决策等问题。
“平价上网+碳中和”，双重重大利好之下，看似一帆风顺的背后，却也暗流涌动，凶险异常，给主政部门，也给身在局中的光伏企业带来了新的挑战。
任何的政策，都是“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总会违背一些人意愿或影响一部分人的利益，这也是之所以要制定政策的原因。诸如“人要吃饭、呼吸”这些所有人都要做的事情，不要通过政策来落实。
新能源发展和碳中和对于社会的重塑，以及配套的一系列政策，必然也会影响既得利益行业和群体，期间必然重重阻碍，完全脱离主管部门的引导，行业在短时间内难以破局。
秦纵其鹿，天下共逐
光伏权力的分散与整合
光伏产业链生态的“崩盘”和重组发生在“平价上网”前后。二者究竟存在怎样的联系？
从2004年德国《可再生能源法》颁布，到2020年中国实现光伏平价上网，中间跌宕起伏，江山代有才人，豪杰各领风骚。技术、质量、应用的优势不断在国与国，企业与企业之间转移变化。
但这阶段不变的是，政府对于光伏的控制力。各国政府对光伏这样一个依赖补贴的产业，都遵循同一个原则：助其快速发展但不能存在暴利。
于是，各国政府通过标杆电价来去调节市场规模，企业发展方向，甚至出现2011年时为了追上光伏市场的降本速度，德国三个月降一次补贴的情况，结果造成产业寒冬的情况。
期间大企业掌握着一部分的定价权，如硅片、EVA胶膜龙头存在毛利较高的情况，但产业基本的利润率已经被锁定，企业即使当年利润好，也会被主管部门了解而下调电价，必须不断拼命降本增效。
亚当斯密曾将市场的调节机制比喻为“无形的手”，而相对应的，政府的政策可以视作“有形的手”，在这个阶段，通过双手的协调与引导，没有任何企业会觊觎暴利，市场紧跟政策导向，行业秩序井然。
但在光伏平价之后，政府不再通过价格机制调节市场，地面光伏电站项目审批也下放到了省级政府。这只“有形的手”几乎不再具备强制性，更多是引导和背书型的政策，如整县推进等政策就是如此。
而平价之后，行业原来由政府主管部门掌握的定价权流入了市场。那么，接下来就是谁来获得这份“权力”。
为什么硅料会紧缺？因为之前已经没人愿意投资这个利润微薄甚至亏损的环节，并且不断有企业关闭产能。硅料紧缺之前，与其它环节光鲜亮丽的财报形成鲜明对比，除前四之外，后面的硅料企业常常亏损，龙头企业协鑫也曾一度关闭了电价较高的徐州基地。
硅料企业的利润常年被压制在正常水平线以下，而且持续了很长时间。看到下游企业日进斗金，自然要谋求突破。尤其对原产能排名靠后的企业来说，这是唯一的救命稻草，谈考虑可持续发展，着实有些难为它们。亚洲硅业征战资本市场受挫转而出让股份，也说明了市场对硅料企业的冷眼和其本身的浓重危机感。
几人称孤道寡
硅料降价行业就会好吗
设使天下无有孤，不知当几人称帝，几人称王?” ——曹·硅料·操
硅料降价是解决光伏行业目前问题的终极答案吗？笔者认为在光伏各环节话语权实现平衡之前，行业现状不会有太大改善。笔者更乐于见到制造业的高额利润，至少利好提升制造水平和赚取外汇。
我们来简单盘点一下其它环节的定价议价能力的变化。
1、土地/屋顶
部分广东光伏土地每亩年租已经从500涨至2500元，其它地方也有不同程度的涨幅。
2、指标
指标下放到省里后，虽然能源局三令五申杜绝配套产业，但大部分地方政府仍然会要求电力投资企业配带负荷的制造业投资（从顶层设计的角度这其实是好事）。
3、储能
未来清洁能源电力低于火电过多不太合理，所以大概率会朝两个方向发展，一是降火电价格，但这属于先破后立的范畴，要很长一段时间，另外就是发展储能，逐步提高储能的比例。
此外，早前利润空间较好时光伏“路条”价格能达到5毛到1块钱。
对于上述的暴利或不合理的现象，电站投资企业往往不愿意或不敢提，但笔者认为即使硅料价格回归60元/公斤，电站投资企业仍然会因为相比上述几个环节处于劣势，而保持较低的收益率，对现状没有太大改善。
根本原因是，中国电站投资企业的议价能力目前已陷入低谷。
三面楚歌，待时而动
中国电站投资企业的困境
此次定价权的竞争中，央国企最为“受伤”，平价之前开发的很多项目都没办法落实，即使现在仍然有一大批的项目等待不高于1.8元/W的组件。
而平价之前，却是各央企通过集采竞标不断让组件价格创新低。
之所以反差如此之大，是因为央企同时面临着与制造与服务环节争利、国外市场削弱国内市场话语权、碳中和能源转型的三重挑战，且竞争压力层层递进。
央国企议价能力其实一直非常弱。由于央国企成本高，也没办法处理项目开发中的一些非常规费用，所以常选择直接收购电站资产，光伏行业又没什么秘密可言，所以最后几乎都是踩着最低收益率成交，定价权掌握在小路条和大路条（EPC或者BOT模式）企业手里。
这种模式的好处是央企民企各司其职，互有分工，但坏处是客观上造成了中国光伏制造早已全面领先但应用技术总是落后于其它市场。
大基地项目的出现，会加强央国企的议价能力：投资企业直接对接地方政府，能够进行顶层设计，也有利于先进技术在光伏项目的应用与发展。
而国外市场与国内市场一直是互为竞争的关系，2018年“531”，组件从2.3元/W跳水到1.8元/W，下半年海外市场出口40GW，约占全球全年装机的40%。而同样的，2013年中国光伏市场启动之后，一直到2016年，欧美市场都在趴在谷底。
对于欧美企业来说，2.3元/W甚至更高价的组件仍然可以接受，尤其是美国大停电以及俄乌冲突后能源价格上涨，新能源的地位从替代能源转成刚需，在采购上占据很大优势。
甚至从某种程度来说 ，中国市场是组件、逆变器价格的“稳定器”和“压舱石”，如果没有中国市场，光伏组件、逆变器的价格会更高，但同样风险也更大。中国市场在行情不好的时候是救命稻草，供销两旺之际则变成了“鸡肋”。
因为真的不能放弃，却又不怎么赚钱。
这种情况不止存在于地面电站，分布式也是如此。三年前光伏逆变器在国内的销售毛利仅10%出头，亏损销售，企业也打出了真火。一个逆变器企业负责人感慨：“仇恨比爱更有生命力。”
所以中国市场终端用户的议价权，在行情不好的时候被无限放大，却在行情紧俏时迅速萎缩。在快速转变过程中，电站投资人员需要时间来适应这种角色的转换。
而此次带给央国企压力最大的，就是碳中和的转型压力。除了政治压力之外，电力央国企也清晰的认知到了碳中和浪潮对于社会全方位的重塑，同时其它领域的企业跨界转型投资新能源，也在争抢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多的优质资源。
这也是央国企下调收益预期的最主要原因。当然，绿色金融带来的低利率也功不可没，但如何让支持资金能够更好的传导到产业链每一个环节，仍然是值得研究的课题。
目前央国企的内部投资收益率要求已经普遍从8%降到了6%左右，多个项目综合平均收益率达到5%左右，但如果不做机制创新，赢得主导权可能要等到组件价格涨至国外客户能够接受的上限，至少在2.3元/W以上，甚至在欧洲面临能源短缺问题时，这个价格天花板还要再高。
重塑信号已释放
应警惕能源危机
虽然央国企压力巨大，目前很多项目暂停，投资主体地位有被地方国企接棒的趋势。但任何不重视央国企的光伏企业，都会错失上文所描述的“市场压舱石”。
近两年，由于各环节龙头过于强势挤占客户的利益，一些环节已经开始去龙头化的苗头：一些先进制造技术的关键工艺或材料，客户会倾向交由有创新能力的初创企业来做；一些电站投资企业也有意培养二三线的组件企业，中国光伏早已过了担心质量的时代，设备和原材料都是一样的，二三线组件性价比更高的同时，也会千方百计的迎合大客户的需要。
如果2008年不爆发金融危机，硅料再涨几年，薄膜太阳能可能早已兴起了。笔者认为目前钙钛矿大热，一方面是技术进步前景被看好，另一方面也与硅料价格高涨，导致晶硅组件吸引力一定程度下降有关。
一位索比咨询的专家顾问指出，世界范围内能源转型会出现很大震荡不太可能平稳过渡，如果这时光伏的产业生态链崩盘后再被所谓“清算”，对于产业非常危险，也对能源安全和双碳目标顺利实施非常不利。
他表达的同样是对新体系下，能源“权力”失衡的担忧：“未来能源供应和价格风险会成倍的增加。当新能源占据主导地位，整个能源市场的定价体系会以新能源电力的价格做标杆。而光伏和风电最大的特点是极低的运维成本和占比超过90%的资本投资折旧。
这就意味着，可能在五年以后，发电侧的竞争会非常激烈，甚至部分已经实现投资回收的项目会把电价压到几乎为零的水平，从而加速化石能源的退出。乍一看，对于用户是好事情，但问题是新能源电力成本除了发电侧，更大的来自于输配和辅助服务，这会导致这条产业链的盈利价值快速向中游和下游转移，削弱上游的投资积极性。那么同样的故事也就发生了，最后的结果还是会出现供应的短缺，而到那个时候，可能供应缺口更难补上，毕竟新能源不像煤炭和天然气，库存上去了就可以了，他需要从发电到用电全套投资去完善。当然，这些问题都是很长期的，但是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这次能源危机绝不是最后一次，更不是最严重的一次。”
新能源走向新安全
政府应对产业进行引导约束
《三体》中曾讲到有文明为了生存，打击对手，自身从三维降到二维的同时，将时空也降为二维。这是过度竞争带来的恶果。
组件涨价对于央国企也有利好，同新能源欠补一样，恶劣的资金环境能够让优势明显的央国企脱颖而出。
同样，笔者也相信，第一个想到安装光伏配套产业的，很可能不是地方政府，而是光伏企业。
现在，产业链上的龙头几乎都在做全产业链，背后潜藏着较大的风险和浪费，但没有办法，行业内卷大潮挟裹着所有企业入局，没人可以独善其身。
这就如同上文所谈到的权力分散后，西方式治理模式的缺陷：没有人拥有足够的力量进行变革，拨乱反正。
笔者认为，此时恰是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时机，从顶层设计入手，设立新的行业发展秩序，建立新的发展模式的好时机。
建议如下：
1、政府背书，让产业以时间换空间：遵循第一性原理，找到各环节最核心诉求。
硅料企业最核心诉求并不是超额收益，而是安全感，担心硅料过剩后回到亏损的状态。
电站投资企业最核心诉求也不是超额收益，而是项目能够保证最低收益率的情况下建成，也就是在其它边际条件不变的情况下，组件控制在1.8元以内。
那么政府可以协调全产业各环节企业，共同签订三年左右的长协，让项目处于一个稳定的价格，让硅料企业的一年的利润缓慢释放到三年。对此之所以需要政府的背书和引导创新，是因为对央国企而言，这样做是比较冒险的事情：
1）央国企领导层会经常调整，政策延续性不强。
2）后续硅料降价时，如果仍然以超出市场价格的采购，面对后续审计，往往需要花很多时间解释。
而如果主管部门进行背书，这些都不再成为问题，而是一个很好地创新模式。近年来能源局等主管部门出台政策越来越成熟，尤其是“整县推进”政策，其实本质上就是能源局做背书，取得很好效果。
2、加强顶层设计，找到各环节利益最大公约数：以各地政府要求产业配套为例，虽然能源局禁止政府做相关要求，但实际上地方政府也要借着新能源，尽可能的实现经济腾飞，为当地百姓谋福利，那么这二者是否矛盾？并不是。
目前天合、中环、隆基、协鑫等企业在西部设厂已经证明了随着智能制造技术的发展，光伏制造已经摆脱了地缘限制，便宜的电价结合应用市场和绿色电力，未来“绿色电力+绿色制造+绿色应用”的模式将变成刚需。不只是西部，非洲等欠发达国家也同样可以复制该模式，让光伏真正为全人类摆脱贫困、战争作出贡献。
3、加快推动技术进步，让产业链在解决供应安全后，形成新一轮的行业壁垒。
这一轮光伏内卷的一大原因是由于后PERC时代技术过于成熟而没有壁垒，但下一轮技术，无论是钙钛矿，还是N型里的ABC、HJT，目前看还是存在比较高的技术壁垒，推动产业平稳迈入下一个技术周期，让企业更聚焦于技术发展而并非单纯的复制扩张，也是主管部门应当积极引导并推动的工作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