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国第二大产煤地级市榆林实行了16年的煤管票制度，于9月1日被废止。
《财经十一人》获悉，8月31日，国务院第十六督查组提出停止使用榆林市煤炭销售计量专用票的意见。9月1日，陕西省榆林市能源局发布《关于落实国务院督查组督查意见的函》，榆林市委、市政府决定从即日起，全市所有涉煤企业停止使用榆林市煤炭销售计量专用票。同时撤销所有公路煤炭计量站、驻矿计量验票点，榆林市境内所有运煤车辆不再携带煤炭销售计量专用票。
一位煤炭业内专家对《财经十一人》表示，煤管票对煤炭产供销违规设置行政许可、行政检查，阻碍煤炭保供给、保畅通，影响煤电产业链供应链稳定，也给企业增加了不必要负担。
8月23日，为推动稳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落到实处，国务院决定开展第九次大督查，向19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派出督查组。
煤炭销售计量专用票（下称煤管票），俗称“煤管票”“煤票”等，是相关地区煤炭生产、销售、加工、运输等环节的唯一有效凭证，主管部门通过查验煤管票来控制产量及跨区域流动。
陕西是中国第三大产煤省，榆林位于陕西省最北部，是中国煤炭产量第二的地级市。根据榆林市统计局数据，2022年1月-7月，当地原煤产量约3.33亿吨，约占陕西全省产量的八成，约占全国产量的13%。
榆林于2006年开始全面实行煤管票制度，集产量控制、运输管控、计量统计等功能为一体。
煤管票制度在国内产煤省份曾经非常普遍，其中又以山西朔州、陕西榆林、内蒙古鄂尔多斯三地的影响力最大。朔州是全国第三大产煤地级市，鄂尔多斯是第一大产煤地级市。
随着全国深入推进依法行政和“放管服”改革，全国大部分产煤区已取消了煤票制度。2014年，山西率先全部取消9种煤焦运销票据，全部撤销省内1487个各类煤检站，为煤炭行业减负上百亿元。
榆林本次取消煤管票后，晋陕蒙三大煤炭主产区仅余内蒙古鄂尔多斯仍在执行该制度。
煤管票的历史可追溯到上个世纪，是中国煤炭产地自发形成的一种管理方式。很多产煤地政府宣称，这一制度具有调控煤炭产能、防止私挖滥采、治理超能力生产、偷逃税款的作用。
榆林市煤炭运销管理站时任书记李庆锋2017年8月接受《中国经济导报》采访时，对煤管票制度高度肯定，认为通过煤管票，能准确获得榆林煤炭产量、销量、流向、用途、价格等基础数据，为各级政府、部门、企业决策提供参考和征税依据。
多位煤炭行业从业者对《财经十一人》表示，煤管票曾是一种监管超产和控制产量的手段，但现已成为煤炭产业链中一个多余的行政环节，无任何法律法规支持，徒增流通成本。
业内专家认为，随着技术进步和监管制度的完善，煤管票限制超能生产、防止黑煤窑、方便计量、作为征税参考的功能已被替代。目前榆林煤矿产能管理由矿监部门负责；非法开采由矿产资源部门负责；煤炭计量有出厂磅单作为依据；税务部门以发票而不是煤管票作为计税依据。
电煤供给不足是造成当前电力供求矛盾的重要原因，而榆林的煤管票制度对全国保供产生了负面影响。
按照榆林的煤管票制度，国家有关部门下达给榆林的煤矿产能，要由当地煤管站分解到各煤炭企业。煤炭企业按时领票、按票生产，煤炭出境验票。
知情人士表示，榆林煤管票制度为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设置前置条件。不经煤管站发票许可，国家下达的生产指标就落实不了，影响全国煤炭保供大局。把煤管站设在矿区门口和公路上，运煤车无票不得出矿、不得出榆林市界，阻碍正常的物流交通，影响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有悖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战略部署。
与此同时，煤管票制度也在滋生腐败。
2019年6月，榆林市能源局原党组书记、局长秦林惠和榆林市榆阳区能源局党组书记、局长张建华双双“落马”， 二人的大多数受贿行为与替相关煤矿申请核定生产能力外的煤管票有关。
针对榆林取消煤管票的消息，有业内人士认为是暂时性举措。SMM焦炭分析师侯磊对《财经十一人》表示，用煤高峰期刚刚结束，榆林此时取消煤管票的阻力和影响都更小，旨在加快淡季电厂垒库，大概率是暂时性举措，会在下一个用煤高峰期时恢复。
但上述知情人士明确指出，榆林取消煤管票是永久性举措。督查组拿出意见后，榆林市政府表示立即整改，目前已将辖区内煤票查验站工作人员全部撤出，相关设施立即拆除，不再开展煤票验票业务。
9月2日凌晨，榆林撤站撤人工作全部完成。合计共撤站86个，撤离工作人员1345人。拆除临时建筑30处，封闭停用各类场所28处，清理电脑、打印机、摄像头、服务器、道匝等各类设施设备1493台（套）。
煤管票盛行于晋陕蒙三大产煤省区，2014年山西主动取消煤管票，但陕蒙两地并未跟进。本次榆林取消煤管票之后，最大产煤区鄂尔多斯市的煤管票存废成为业内焦点。
根据鄂尔多斯市统计局数据，2022年1-7月，当地原煤产量4.52亿吨，约占内蒙古总产量的七成，约占全国总产量的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