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世界，变是常态，而不变才是非常态。
目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变化多样，形势日益复杂，由于地缘政治博弈加剧，国际能源安全环境也处于剧烈变化之中。
对于中国来说，国家能源安全形势也处于极其复杂的状态，那么对于国家能源安全观来说，是否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和调整呢？
我个人认为，中国国家能源安全观应该进行顺应形势需要的调整，而且应该有符合时代需求的新思维和新概念，因为时代需要创新思维。
一、中国应该客观理性认识能源安全形势
众所周知，能源不是简单的商业产品，能源是每个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命脉，是现代人类社会发展和稳定的基石。
也就是说，能源安全问题异常重要，直接涉及到国家安全，尤其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同时也涉及到社会稳定和民生保障等。
1.中国“双碳”目标与能源保供叠加导致能源安全风险
目前，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日益明显，世界各地频现极端天气，导致世界许多国家出现电力供应紧张局势，个别国家能源短缺程度加深。
长期以来，中国能源消费以化石能源为主，尤其是过度依赖煤炭。
以2021年为例，在中国能源消费结构中，化石能源占比仍然高达80%左右，其中煤炭占比更是居高不下，而且下降趋势十分缓慢。
然而，中国已经提出了“双碳”目标，需要加快能源转型和结构调整步伐，这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最大能源问题，同时也是难以逆转的发展趋势。
为了实现“双碳”目标，中国迫切需要做出能源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尽快制定能源发展路径，加快改变以煤炭为主体的发展路径，稳步推进煤炭推出主体地位的步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去煤炭化进程。
但是，与此同时，中国煤炭占比下降或退出主体地位又直接影响到能源供应安全形势，尤其是影响到电力系统稳定性，促使电力系统的复杂性。
比如，2021年，由于中国实施煤炭控制政策和措施，出现了煤炭短缺现象，导致煤炭价格高企，进而导致煤炭发电企业利润受到严重挤压，电力生产主动性和积极性受阻，在部分地区出现了拉闸限电等乱象，迫使国家不得不采取释放煤炭产能和煤炭价格区间控制政策等。
再比如，2022年，由于受到夏季极端高温和干旱天气等因素的影响，部分传统水力发电区域水电出力较常年大幅度减少，而且光伏发电量也同比下降幅度较大，再加上因高温引起降温负荷大幅增长，造成供电紧张局面。
上述两者之间客观上存在矛盾，需要国家统筹协调，正确处理相互关系。
因此，中国面临着日益复杂的能源形势，一方面需要确保能源供应安全可靠，另外一方面又要加快能源转型，加快发展非化石能源，以非化石能源逐渐代替化石能源，最终建立以非化石能源为主体的现代能源体系。
2.中国化石能源资源明显不足
中国作为全球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大国，化石能源资源其实也十分有限，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资源比较缺乏，对外进口依存度过高，对国家能源安全构成了现实威胁。
长期以来，中国能源界一直存在一种观点，那就是中国化石能源呈现“富煤、缺油、少气”特征，实质上是指煤炭可以自给自足，而油气需要大量进口。
如果从化石能源资源来看，尽管中国煤炭储量规模比较大，但是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庞大，因此人均煤炭探明储量仅为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70%。
中国石油资源十分有限，目前技术可开发资源大约有36亿吨，人均石油技术可采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7%，占比明显偏低。
对于天然气资源来说，中国天然气技术可开发量更低，目前大约有6.3万亿立方米，人均技术可采量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7%，占比过低。
从化石能源产量和储采比来看，中国也存在很大问题。
以2021年数据为例，中国煤炭产量大约为41亿吨，石油产量大约为2亿吨，天然气产量为2053亿立方米。
根据上述数据计算，2021年中国煤炭储采比约为39年，石油储采比约为18年，天然气储采比约为30年，现有化石能源后备资源潜力明显不足。
当前，以化石能源为主的发展模式在中国似乎根深蒂固，需要彻底转变观念。
3.中国油气进口对外依存度过大
目前，俄乌冲突等地缘政治事件，引发全球能源市场剧烈波动，导致化石能源供应紧张和价格攀升，尤其是欧洲能源形势异常复杂，危机加剧。
长期以来，中国油气国内生产和供应能力有限，不得不大量依赖进口来满足国内市场需求，对外进口依存度过大，直接影响国家能源安全。
以2021年数据为例，中国原油进口对外依存度高达72%，天然气进口对外依存度也高达45%，而且对外依存度似乎还没有达峰。
2022年上半年，中国煤炭、原油和天然气进口量分别减少18%、3%和10%，但是由于国际能源价格高企，进口成本却增加了64%、53%和50%。
由此可知，中国化石能源进口带来的成本代价确实很高，促使中国需要支出更多的外汇来满足国内市场需要，影响国际收支平衡。
另外，中国油气进口主要来自于中东和北非等地区，运输通道比较单一，需要经过波斯湾的霍尔木兹海峡、印度洋与中国南海交汇处的马六甲海峡和中国南海等海上运输通道，一旦出现重大地缘政治危机，有可能面临通道封锁等重大风险。
上述各种复杂因素交织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冲击，对中国国家能源安全造成巨大影响，同时也为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重大挑战。
在异常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尤其是考虑到国内复杂的能源转型需要，中国政府对国家能源安全的要求更加严格，客观上需要建立全新的能源安全观。
二、中国需要调整能源安全思维
长期以来，中国能源安全观的关键是能源供需安全，核心思想就是能源供应一旦无法满足能源消费需求，便是能源不安全。
相反，如果能源供应能够保障能源消费需求，则便是能源安全。
对于能源供应问题，我们应该需要有科学思维，是刚性短缺还是柔性短缺，需要客观理解和认识，比如最近几年多次出现的煤炭供应紧张情况，是由于国家政策导致的问题，而非煤炭资源短缺造成的供应安全问题。
在过去较长时期，中国一旦谈到能源安全，往往马上想到化石能源，尤其是马上想到能源对外依存度问题，比如油气进口对外依存度过大等问题，可以说，对外依存度过高是中国政府长期高度关注的能源安全问题。
目前，中国能源形势已经发生改变，已经进入能源发展多元化阶段，煤炭需要加快高效清洁化利用，油气需要做好稳油增气，其他非化石能源需要快速实现规模化发展，重点工作应该是做好化石能源与非化石能源之间的协调互补工作，同时需要加快能源储备体系建设，并加强国际能源合作等工作。
对于能源供给安全，我们需要有全新的战略思考，尤其需要有大胆的创新思考和创新判断，不应该局限于传统的安全理念。
在过去，中国能源安全理念过度强调能源供应，以供应保需求，客观上促使能源产业发展过度粗放，目标就是通过能源供给来满足不断过快增长的能源需求。
我们必须认识到这样一个基本规律：能源资源很有限，而人们对能源消费的需求是无限的，以有限供给来满足无限需求其实是不符合基本逻辑思维的。
根据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经济增长方式不同，对能源消费需求肯定不同，同样，不同的经济结构，同样对能源消费需求更是存在巨大差异。
要破解中国化石能源资源紧缺困局，关键要要找到充足的替代能源，而大力发展非化石能源就是解决方案和基本路径。
中国必须以清洁替代，加速摆脱化石能源依赖，构建新型能源供应体系。
因此，我们必须对能源安全重新思考，重新认识，能源供给肯定有限，而能源消费需求或许无限，如果放任消费需求，任何能源政策都肯定遇到挑战。
三、中国必须正确认识可再生能源资源禀赋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能源发展其实都离不开能源资源禀赋问题。
对于现阶段来说，中国应该重新正确认识能源资源禀赋，这是我们正确认识中国能源基本国情的至关重要的思考因素，也是确保未来长期国家能源安全保障的基础要求，更是国家制定和完善未来能源发展和转型战略或政策的出发点。
在中国能源界，人们普遍对中国能源资源禀赋坚持所谓的“富煤、缺油、少气”的说法或认识，这种论点在一定程度上比较恰当，但是我认为这种说法或许应该改变，至少应该有所调整或更新。
之所以说，上述说法比较恰当，主要是基于化石能源在整个能源结构中的地位而言，毋容置疑，就全球一次能源消费结构来说，化石能源仍然是主导能源，尤其对于我们中国来说，化石能源仍然稳居主导地位。
然而，从未来能源发展趋势来看，上述说法或认识或许越来越不合时宜，对能源资源禀赋的认识或许已经跟不上未来能源发展形势。
目前，在全球范围内，非化石能源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不断提高。
与此同时，在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结构，非化石能源占比已达也稳定快速提高。
在此情况下，如果我还过分强调上述化石能源资源禀赋问题，或许已经早已经过时了，而且已经不太符合逻辑思维。
四、中国必须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
我们可以预见，在中国构建全新的能源安全观，未来可再生能源发展将处于“举足轻重”的关键地位，也可以说，是中国未来能源安全的关键要素。
几何时，能源界对可再生能源发展一直不看好，甚至认为可再生能源发展对于中国能源发展可能是“微不足道”。
但是，时至今日，能源界已经改变认识，对于可再生能源未来发展已经逐渐由“微不足道”转向“举足轻重”，发展潜力已经得到充分认可。
如果目前还有哪些人认为可再生能源还将是“小打小闹”，依然不可能形成大“气候”，那么可以说，这种认识就已经十分落伍了，或者说，肯定是不合时宜了。
从可再生能源资源潜力来看，中国资源十分丰富，开发潜力巨大，必将逐步建成一个以可再生能源为主的现代低碳能源体系。
根据查阅文献，中国技术可开发的风能资源约为35亿千瓦，技术可开发的太阳能光伏资源约为22亿千瓦。
中国太阳能和陆上风能资源丰富，目前利用率仅为0.2%、5%，经过科学开发和利用，预计完全有可能满足经济发展需求。
除了风能和太阳能之外，中国还有庞大的水能、海洋能、生物质能和地热能资源，从资源潜力来看，逐步发展可再生能源，实现其能源主体化是完全可能。
当然，可再生能源固有的明显劣势，比如间歇性或不稳定性，完全可以逐步通过储能和调峰等技术手段加以解决。
我们必须意识到，化石能源尤其是油气资源受到国际地缘政治的影响，而可再生能源资源开发和利用基本不受国际环境影响，国内可以基本掌控，安全性强。
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可再生能源占比提高，国家能源安全形势将逐步改变，中国能源将实现基本独立，对于国家经济安全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毋置疑，可再生能源产业将是中国未来的“朝阳产业”，但是关键是实现规模化发展，重点需要平衡其长期向好和短期经济性不足之间的平衡。
中国未来经济社会全面可持续发展，是拉动可再生能源快速增长的根本驱动力，也是实现国家未来长期发展和确保能源安全的客观需要。
潜力巨大的资源和不断提升的技术，是推动中国未来可再生能源产业快速发展和逐步实现规模化或主体能源地位的基本推动力。
从经济性来看，以往备受诟病的成本问题已经基本消除，最近二十年来，光伏和风电的成本已下降了几十倍，与传统化石能源相比不存在竞争劣势。
另一方面，由于市场需求和能源转型加速，全球范围内的储能技术不断取得突破，从物理储能到多种类型的化学储能，都处于快速发展阶段。
尤其是在化学储能技术领域，由于新材料不断获得进步，发展势头明显。
在解决可再生能源间歇性问题方面，储能技术已经成为关键因素。
此外，储能技术对于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更是重大技术突破，也有利于建设微电网，实现未来电力系统的智能化和智慧化运行。
五、中国能源安全焦点应该由供给侧转向需求侧
能源消费需求，应该包括合理需求和不合理需求，对于合理需求部分应该保障供给，而对于不合理消费部分，应该抑制或控制，避免能源浪费或能源效率低下。
同样，对于能源供给侧来说，中国也必须重新思考和认识，尤其是需要改变以往粗放式的供给模式，以能源产业科学和高质量发展来满足能源消费的合理需求，而不是为了满足能源的“无限”需求而提高能源供给能力。
由于长期形成的能源安全观，中国在过去没有在能源需求侧采取符合国情的政策措施，导致中国节能工作没有跟上时代潮流，总体上能源效率偏低，甚至达不到全球的平均能源效率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更是差距巨大。
在能效方面，中国长此以往高度重视能源数量发展，而对能源发展质量或能源利用效率没有重视，客观上导致中国能效提升严重滞后，与作为世界能源消费大国的地位和整体经济综合实力快速发展不匹配。
在衡量能源效率方面，国际上普遍采用两个重要指标，一是能源强度，即单位GDP能源消耗量，二是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即能源消费增长率与GDP增长率之比。
在能源强度方面，中国长期居于高位，远远高于国际平均水平，说明中国在经济快速发展中，付出的能源消耗代价过大。
直到目前，中国能源强度依然是世界平均水平的1.5倍，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可见中国能效提升潜力巨大，未来任重道远。
再看一看能源弹性系数，中国情况也存在很大问题。
在改革开放初期至本世纪初，中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在长期在0.4-0.6区间内保持波动，当时国家在制定能源规划中基本上按照上述弹性系数来编制。
在2000年之后，中国推进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能源消费开始出现“超异常”增大态势，比如在2003年和2004年，中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超过了1.5。
在过去十年，由于中国开始实施高质量发展，强调国民经济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能源消费增长势头得到抑制，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开始逐步下降。
在“十一五”期间，中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年平均为0.57，而在“十二五”时期，中国能源消费弹性系数年平均为0.43，但是总体上仍然偏高。
在我看来，中国未来能源安全观应该是以科学高质量的能源供给来保障国民经济发展的合理能源需求，在满足能源合理需求的前提下抑制能源的不合理需求或避免能源浪费，提高能源利用效率。
六、中国能源安全内涵应该扩大到气候生态环境领域
中国将积极推进能源转型，加快非化石能源“立”的速度，助推化石能源“破”的进程，逐步实现非化石能源全面替代化石能源，确保国家能源安全。
面对未来，中国能源安全观还必须考虑生态环境要素，也就是说，能源生态环境安全应该成为整体能源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
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在全球范围内，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日益严重，最近几十年来，气候变化问题更加凸显。
经过科学研究和论证，气候生态环境安全与能源结构密不可分，气候变化、生态失衡与环境污染与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和粗放的能源消费方式有直接关系。
因此，中国能源安全观必须考虑到增加气候生态环境要素，推动国家经济发展与气候生态环境之间形成协同发展，实现经济与气候生态环境多赢发展目标。
中国已经提出了“双碳”目标，必须建立在碳约束下的能源安全观。
当然，我们必须意识到，从2006年以来，中国就已经是全球排放二氧化碳最多的国家，未来减污降碳和能源结构调整将面临巨大挑战，需要做出艰苦努力。
中国目前处在国民经济和社会高质量发展阶段，客观上要求能源发展也必须实现高质量发展，尤其是需要加快能源转型。
中国能源发展和转型的基本方向，是在化石能源高效清洁利用的同时，推动可再生能源高速、健康、可靠、优化和可持续发展。
可以这样说，上述基本方向将影响着中国“双碳”目标的如期实现，引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和能源结构向低碳绿色发展转变。
七、中国能源安全必须高度重视煤炭地位
中国目前能源国情是以煤炭为主，煤炭这张“牌”如何打，将是能源发展的重要“出牌”环节，事关如何推进能源转型和确保能源安全。
以2021年数据为例，中国煤电装机占比大约装机总量的一半，但是发电量占比约为全国发电量的60%，属于国家能源安全供应的“压舱石”和“稳定器”。
因此，我们必须深刻认识能源安全形势，在加快能源转型之时，必须守住能源安全底线，在未来较长时期内，继续发挥煤炭的基础性保障作用。
1.未来中国需要推动煤电向调节性电源转型
煤电与新能源发电，既有相互替代关系，更需要相互协调发展。
从未来趋势来看，煤电需要调整功能定位，从主体电源向调节性和保障性电源转变，在保安全和促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
中国未来应该以控制煤炭消费重量和调整生产布局为重点，推动煤电装机和发电量在2030年前达峰，优化煤电布局，逐渐由东中部向西部北部转移，促进煤电与新能源优化组合，平稳有序实现能源体系转型。
另外，中国也必须同步推进煤电机组灵活性改造，充分发挥灵活性调节功能，确保极端条件下的电力供应，为新能源发电消纳提供重要支持。
2.中国未来需要推动煤电清洁低碳利用
面对减排与保供的双重压力，中国需要通过清洁高效利用煤电资源，为新能源发电产业发展保驾护航，逐步实现主体电力转型。
中国未来必须强化减污降碳，加快煤电机组转型升级，有步骤推进煤电落后产能淘汰过程，持续推动煤电节能减排，逐渐实现清洁化和低碳化。
此外，在煤电领域，中国应该持续推动CCS和CCUS技术，为实现煤电碳净零排放提供技术支持，确保国家“双碳”目标如期实现。
3.中国未来需要推动煤炭向战略性资源转型
国际环境日益复杂多变，全球能源供需持续波动，能源价格震荡起伏，在如此环境下，中国能源安全形势并不稳定，需要将煤炭作为重要战略储备能源资源，进而提升能源安全的弹性和韧性。
中国必须建达煤炭资源勘探，确保煤炭后备资源稳定可靠，确保在异常情况下，有足够的煤炭资源可以开采。
中国应该建立煤炭储备体系，包括煤炭生产能力储备和实物储备，在关键时候释放储备，切实做到“家中有粮、心里不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