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10月28日）有一条与环保人有关的新闻热搜，即原环境保护部部长（2015年2月－2017年5月）陈吉宁任上海市委书记。
这样一项任命很难不受人关注，因为此事与二十大、上海市、清华以及环保等特殊重要事件、时间、城市、高校、领域有关，二十大后重要人事任免、上海市新任一把手、清华又一位校友出任上海市领导、史上首位生态环境部部长担任上海市委书记等皆发生于此间。
不过，陈吉宁任上海市委书记，最激动的可能是环保界人士，与有荣焉是自然的，甚至有扬眉吐气之感。
陈吉宁是首例原生态环境部部长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同时是首例生态环境部原部长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同属此列的还有同样是原生态环境部部长、现山东省委书记李干杰，二人同龄（出生于1964年），同一年进入清华，本硕同时就读于清华，分别就读环境工程（陈）和核反应堆工程（李）专业，后来都在环保系统长期任职，且在2015年2月至2016年10月分别任生态环境部部长、副部长，后二人分别主要在北京、山东任职。
由部委转任省市并不是新鲜事，甚至是必要的领导干部培养过程，但过去主要是在与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部委发生，此前这个过程从未发生在生态环境部。
所以，昨天陈吉宁任上海市委书记一事很让环保界人士鼓舞振奋，这意味着环保在经济发展观、政绩观中的权重升级。结合近些年环保政策的巨大变革和产业的快速发展，此次陈吉宁的任命是长期未受到重视的环保界一吐块垒的标志事件。
现在陈吉宁已经身居在比环保更高的层面，但留给环保界的印象中始终有环保的标签，毕竟在从1981年入学清华到2017年卸任生态环境部长之间这三十多年，陈吉宁一直在环保这条战线上，是位不折不扣的环保人。
从清华的学生到清华的环境工程系主任、到清华的校长、再到生态环境部部长、再到北京市长、再到上海市委书记，这条道路上既有“学而优则仕”，也有“环而优则仕”。
「 不是传统的学院派 」
关于陈吉宁这位新晋沪市一把手，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因其职业履历丰富且涉及清华大学校长、生态环境部部长这两个与高校师生和社会各界交集很深的岗位，故而网上有较多官方介绍和媒体采访内容，此处取其概要以便读者朋友们了解。
1986年，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设立首届「陶葆楷奖学金」，当时读大五的陈吉宁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获奖者。
后来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郝吉明曾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自己回清华任教后没有直接教过陈吉宁，但也和系里的其他老师一样，知道陈吉宁是环境工程系81级最好的学生。
1988年硕士毕业后，陈吉宁由校方公派先后在英国布鲁耐尔大学生物化学系、英国帝国理工学院土木系环境系统分析专业攻读博士学位，并于1992年毕业，毕业后留在英国帝国理工学院读博士后并任教。
改革开放之后，留学潮盛行，清华留校的优秀生很少，当时的环境工程系很缺杰出人才，后来系内讨论，“如果可能的话，要把陈吉宁弄回来”。
1998年，在郝吉明的沟通联络下，陈吉宁离开待了10年的英国，回到清华大学任环境工程系主管外事的副主任，职称为副教授，当年暑假，陈吉宁即升为教授。
1999年7月，因为在环境系统分析专业上有系统且扎实的学术素养、又有国际视野且在师生中很受欢迎，35岁的陈吉宁在老教授和年轻教师们的一致赞同下出任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主任。
据熟识的校友说，陈吉宁不是单纯的学院派，在英国留学时就与各式企业密切交流，将理论知识学以致用。
回国后作为中国顶尖大学的环境系主任，陈吉宁和政府始终保持着专业上的往来，关注行业发展和环境问题。
2005年3月，圆明园防渗工程引发了极大的争议，事发后没有环评单位愿意接手该工程的环评，因技术难度较大、涉及面较广、涉及责任重大、且在舆论焦点下。后来有人找到了清华大学环境系，陈吉宁拍板承担了这个环评项目。后来陈吉宁解释，他觉得清华大学本来就负有这样的社会责任。
当然，陈吉宁非学院派的一面更多地表现在后来清华大学校长和生态环境部部长等岗位上。
2012年2月，48岁的陈吉宁接棒顾秉林，成为新百年的第一任校长，也是少见的非院士校长。
关于清华校长这一角色，清华教师评价，“他敏锐、果断、雷厉风行，放眼全局后，能在具体的事情上迅速抓住症结，并作出判断。他一旦决定实施某件事，并做了广泛的调研之后，会目标明确地去推进此事”。
在任内，陈吉宁推动清华的人事制度改革，极大程度地革除了用人制度按资排辈的问题。
陈吉宁被评价是位富有亲和力的校长，在和学生的见面会上，曾给所有学生报了自己的手机号码，表示“如果觉得学校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可以直接发短信给我”。
在校园，陈吉宁曾被学生拍到骑着二八自行车，停在清华大学第一教学楼门口，与同样骑着自行车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岳光溪聊天的照片，并走红网络。
得知陈吉宁将履新环保部党委书记及部长时，清华同事觉得意外，但也觉得在情理之中，“如果说中国需要一位有学科背景、有勇气也有担当的环保部长的话，那么陈吉宁就是这个选择”。
在得知陈吉宁履新环保部时，同是清华大学环境工程系校友的邹骥给陈吉宁发了一条短信，大意是说“你当部长，比当院士给国家做的贡献大”。
在清华园里待了二十多年年，陈吉宁被公认不是传统的「学院派」，不管是在学术界还是教育口，陈吉宁都深切关注社会环境问题，与产业界和政府部门都保持着良好的沟通，且在一些复杂的改革中，表现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勇气和魄力。对于专业背景出身的人而言，这显然是另一种高度评价。
「 生态环境部成为强势部门 」
我们知道过去10年间环保产业获得了快速发展，其中一个非常核心的因素就是史上最严最密环保政策的刺激。
十八大之后，环保领域经历了改头换面的革新，生态环境部成为强势部门，环保执法力度和效力发生巨大改变。
在此之前，环保系统可能是最“窝囊”的执法部门，环保监管的效力很难发挥。对应到产业端，需求在根子上是被抵触的、不成立的。
彼时，环保部门所面对的被动且棘手局面是：
一、威慑力不够，排污单位不惧监管
长期以来，环保部门对于企业违法违规行为处罚力度不够，故而没有形成威慑力。对企业而言，相较安装环保设施或者停产，环境违法的成本要小很多。
因此，抗拒监管执法成了一件“低成本”、“不会有什么后果”的事，环保方面的法规因此而没有立得起来，这让环保系统的工作陷入了极大的被动当中。
二、认识不够，暴力抗法
在执法过程中，工作人员被拒绝、扣留、抢证、殴打等抗法事件时有发生，甚至有一线环保执法人员在执法过程中因公殉职。
有企业对督查组执法人员进行围攻殴打，殴打后扬长而去；有企业拒绝接受检查、不提供环保资料、大门紧锁，甚至将执法人员扣留；有企业对监管人员进行阻挠、扣留，甚至执法证被抢夺……此类事件十分普遍。
因为，违法企业的固有思维认为采取这种方式不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因此才能够如此“猖狂”。
三、执法力量薄弱，法律法规陈旧
一方面是执法力量薄弱，有的地方监察支队只有十几个人，根本无法满足执法的需要。环保部门甚至没有直接的强制执行权，需要借助法院申请才能强制执行，程序复杂，周期较长，很难发挥执法效力。
另一方面是法律条文陈旧过时，很难支撑新阶段实际问题的解决，这导致环保执法在法理上就硬不起来。
四、部门间协作不够，生态环境部门单独背锅
在重要环境问题和社会环境事件中，环保部门往往是独自承担责任的机构，很多时候只要出了环境问题就全部甩锅给环保部门，这在事理上存在极大的不合理性。
地方有一些干部甚至存在一种固有观念，一说环保就认为是环保部门的事儿。环保部门“总是后知后觉”，往往是产生了污染环境问题，才由环保部门去设法解决，但一些问题如果其他产业部门在企业生产环节严加把关，问题就会容易解决得多。
面对此局，唯有变革。所以，十八大以后史上最严最密环保政策接连出台。
2015年1月1日，新《环保法》开始施行，新法赋予了环保部门按日连续处罚、查封扣押、限产停产、移送行政拘留和移送涉嫌环境污染犯罪等五种新手段。
2015年7月以来，中办、国办先后印发《环境保护督察方案（试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工作规定》《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工作办法》，使得督察制度建设不断深化。
通过直击问题的环保督察，生态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得到有效落实，各级党委、政府和各部门都在抓环保的“大环保”工作格局基本形成。
新《环保法》的颁布配套中央环保督察政策的施行，解决了一大批长期想解决而未能解决的突出生态环境问题。
2016年9月22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制度改革试点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出，依法赋予环境执法机构实施现场检查、行政处罚、行政强制的条件和手段，将环境执法机构列入政府行政执法部门序列，配备调查取证、移动执法等装备，统一环境执法人员着装，保障一线环境执法用车。
2017年，陈吉宁在全国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指出，环境保护是一项综合性工作，从来都不是环保部门一家的事，需要多部门统筹协调、齐抓共管、综合管理。他表示，正在开展的省以下环保机构监测监察执法垂直管理改革中，一个重要思路就是明确地方政府各部门的环保职责，建立各部门保护环境的协调协作机制。
2017年两会上，陈吉宁指出，要运用好刑事和民事等多种法律手段。通过配合高法、高检出台《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若干问题的解释》，联合公安部、高检制定实施《环境保护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工作办法》。
通过2015年以来的一系列改革，环保部门一改从前的面貌，变为有影响力的强势部门。这一变化的背后，除了2015年1月开始实施的新环保法外，陈吉宁在任上的力推也被认为是一个重要因素。
「 环保部门不再是清水衙门 」
十八大之前，环保部门是清水衙门、背锅单位，责任大、职权小，受社会谴责、但非政绩关键，官员到了环保厅局长，基本上意味着从政的最后一站，环保干部几无上升空间。
体制内乃至产业界普遍认为，环保部门的作用是环评、督察执法、污染考核等，其存在是与GDP对立的，是得罪人的部门，四方不讨好，是不能去、去了就没前途的部门。
做环保工作长期的处境可谓是费力不讨好，且很难看到政绩，群众不太可能拥护你，因为有太多环境问题短期内难以解决，企业不会拥护你，因为你是他们的天敌，地方官员也未必拥护你，因为你不是重要部门。
但是经历过十八大的锐意改革之后，这种局面发生了大反转，环保官员出任地方党政“一把手”的情况从罕见变为常态，比如：
2017年12月，安徽省原环保厅厅长汪莹纯任蚌埠市委书记。
2018年9月，辽宁省原环保厅厅长来鹤任抚顺市委书记。
2018年11月，吉林省生态环境厅原厅长柴伟出任辽源市委书记。
2019年4月，山西省生态环境厅原厅长董一兵被任命为临汾市委副书记、市长。
2019年9月，江西省生态环境厅原厅长陈小平升任江西省副省长，他被媒体评价为生态环境部组建以来，第一个因绿色政绩突出从生态环境厅厅长直接晋升为副省长的官员。
2019年12月，四川省生态环境厅原厅长于会文被任命为重庆市大足区区委书记。重庆市委组织部在任命时表示，“于会文历经多岗位锻炼，熟悉经济工作和环保业务，担任大足区委书记是合适的。”
当然，其中最鲜明的就是陈吉宁、李干杰两位原生态环境部长分别出任北京、山东的领导干部，这已经是充分的说明，而二十大上两位双双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则把这个逻辑推向了更高层面，其中李干杰还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在此之前，前几任环境部长还没有人当选过中央政治局委员。
这种转变说明，绿色经济、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深入体制，各地方的政绩观中有了环保理念，而很多地方在环保治理上面临严峻挑战，环保系统出生的官员由此就有了用武之地。
在快速增长的阶段，发展逻辑是经济一马当先，其余皆放后，这个阶段环保的作用只是监管，甚至是个摆设。
随着经济发展向可持续高质量阶段的转型，生态环境成了必要的一环，这个阶段的环保是是对经济、环境、资源、社会的统筹，既有专业专职的一面，也有综合统筹的一面。
经历过十八大的改革之后，生态环境系统一改从前的被动局面，拥有了自己的地位和话语权。对于体制内人员，生态环境部门不再是清水衙门，甚至成了必要的履历。
结语
之所以说「陈吉宁任上海市委书记，最激动的是环保人」，是因为陈吉宁也曾是一位环保人，且在推动环保改革上做了重要工作，此次任命标志着一个领域的巨大变革，牵动了万千环保人。
环保是个很特别的领域，对国家、社会、经济发展至关重要，但却需要循序渐进，协调各个方面统筹推进，其中的改革既需要有深厚的专业背景，又需要了解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规律，既不能用力太猛又要铁腕力推，既要构建法规监管又要培养产业，既要面对复杂局面又要务求明快高效，既要蓝天白云又要兼顾经济增长，既要解决历史欠账又要开拓绿色模式。
因此，不管是科研、政府部门还是产业中的环保人，都处在一种要时刻权衡多方面因素的工作模式下，这种模式练就了环保人的大局观和忧患意识。
过去十年是环保人改头换面、锐意进取的十年，这十年间万千环保人并肩作战，付出了努力也收获了成果，陈吉宁曾是万千环保人中的一员，在此履新之际，环保人自然是激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