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环境部10月底的一场例行发布会，让CCER重启的话题再度活跃起来。碳市场活力不足，CCER存量告急，有关其重启的讨论从年头贯穿到年尾，业界的期待可谓望眼欲穿。
2017年3月，国家发改委公告，将组织修订《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并暂缓受理CCER方法学、项目、减排量的备案申请。CCER新项目开发搁置，至今已五年又半。
在这期间里，由于国务院部委机构改革，原本属于国家发改委的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职责，划归为新组建的生态环境部。这在当时被称为“打通了一氧化碳和二氧化碳”，即大气污染防治和气候变化应对职能，终于划归同一个部委了。
主管的婆家发生了改变，位于上海的全国碳市场也已建立一年有余，有关CCER重启的讨论也从未停歇。
CCER是中国核证自愿减排量的简称，是将温室气体减排项目（可再生能源、林业碳汇、甲烷利用等）所吸收的二氧化碳，进行量化、核证、出售。CCER 交易市场，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关键补充。两者的差别在于，前者是自愿，后者是强制。
CCER 常被视为清洁发展机制CDM 项目（CER）的中国版，于2012年启动。虽然2017年被搁置，但此前已经备案的CCER仍然可以继续交易。根据相关资料显示，累计公示CCER审定项目2871个，已获批备案项目总数达到1315个，已签发项目总数为391个，签发CCER量约7700万吨（碳资产项目的计入期一般为10年固定计入期或3*7的可更新计入期。数据来源：广州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每周碳情）。
截至2022年10月30日，全国试点省市CCER累计成交规模达到4.5亿吨。据中国节能协会碳中和专业委员会预计按照5%的碳排放配额抵消比例，全国碳市场初期每年CCER需求量约为1.65亿吨/年。而北京绿色交易所则预测，未来全国碳市场扩容至八大行业后，纳入配额管理的碳排放总额规模将达到每年70亿吨到80亿吨，届时CCER需求将达到每年3.5亿吨到4亿吨。
而随着全国碳市场第二履约周期的到来，存量CCER已难以满足其清缴需求，重启CCER签发和交易已具有相当的迫切性。这也是为何在10月底的生态环境部新闻发布会上，问题集中于此的重要原因。
不过，虽然各方都在说即将重启，但是仔细研读生态环境部应对气候变化司司长李高的回答，可能重启并不如业界所期待的那么快。此外，也还有其它一些看点值得观察。
有关重启的时间。
李高司长的回答是：力争尽早启动符合中国国情、体现中国特色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
这说明，时间表还给不出，主要是配套的几项工作还在推进。一是顶层制度设计的《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管理暂行办法》还在修订，虽然修了很多年，但只要没出台，就还得等待，而且还有一个征求期。《暂行办法》的修订发布是“重启”的前提和法律基础。
二是配套制度规范的制修订工作。包括项目开发指南、审定与核查规则、注册登记和交易规则、方法学等重要配套管理制度和技术规范研究等。
三是自愿减排注册登记系统的交易系统建设。这一项属于市场基础设施建设，进度反而最快。由北京绿色交易所招标，恒生电子中标开发，数月前其负责人便已表示交易系统“技术上已具备上线条件”。
整体来说，CCER在年内重启的可能性并不大。通过第二履约期把此前的存量耗光，通过顶层制度和配套制度规范重新打造一个崭新的市场，可能也是重要考量因素之一。
CCER交易中心与碳市场。
CCER交易中心早已确定落地北京绿色交易所，且在今年被明确为由生态环境部和北京市“部市共建”。此外，今年初，河北方面也出台意见，提出要积极组建中国雄安绿色交易所，推动北京与雄安联合争取设立国家级CCER交易市场。不过，这一联合请求迄今尚未看到其它各方的公开回应。
根据定位，CCER市场是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的一个有益补充。虽然是一个自愿市场，但由于有5%的碳排放配额抵消比例，实际上还衍生出一个半强制的碳抵消市场。未来，北京CCER交易中心和上海全国碳市场，CCER和绿色电力交易，CCER和绿色金融各方的联动，也是市场最期待的观察重点。
项目类型扩容方向
在目前已经审定的2871个项目中，可再生能源、农业和林业是最主要的几大领域。从细分行业来看，风力发电最多，有946个项目，太阳能发电次之，有827个项目，沼气也有393个项目。
时隔多年，一些以往处于萌芽或边缘地带的产业，已经获得了长足发展，有些被忽视的产业，也被证明在减碳方面的独特作用。今年3月，北京绿色交易所董事长王乃祥在一次论坛上指出，应当研究将氢能产业发展过程中实际形成的碳减排量开发为CCER等自愿减排量项目的可能性。此外，煤层气、贝壳、藻类、茶园、绿色建筑等，也在不同层面上，进入到CCER项目扩容的讨论之中。
审定机构名单会否变化？
2017年3月，国家发改委叫停CCER前后，共有12家机构获得CCER第三方审定与核证资质。其中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广州赛宝和中环联合是首批入围机构，此后陆续增加。甚至在3月中旬发改委下文叫停前后那几天，还有中铝郑州有色金属院和江苏星霖碳业两家赶上末班车，星夜入闸，然后就是漫长的搁置期。
这些第三方机构中，既有老牌认证中心，也有国企研究院和民营碳公司或咨询机构，甚至还有门头都换了的单位（环境保护部环境保护对外合作中心已和其它几家单位重新组建为生态环境部对外合作与交流中心）。
如今，CCER主管部门换成生态环境部，一朝天子一朝臣，有些规则自然会变化。审定机构名单的增删调整，以及如何保证这些机构的第三方独立性，也是业界的主要关注点之一。
总的来说，当年CCER搁置的原因是“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量小、个别项目不够规范”。因此，CCER重启之前，必须要对症下药，解决旧疾新症：一是开展配套制度规范的制修订工作，完善相应基础设施，确保重启后能规范运行；二是增加透明度，完善统一标准，避免不同地区各自为政；三是加强顶层设计，避免CCER与其他减排工具协同机制重叠与冲突，出现重复优惠等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