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无疑问，中东-阿拉伯国家一直是全球能源开发与合作的心脏地带，当然，也是大国博弈和国家冲突的焦点地区。
截至2021年底，中东地区石油和天然气剩余可采储量分别为1132亿吨和75.8万亿立方米，分别占全球总量的48.3%和40.3%；2021年，中东地区石油和天然气产量分别达到13.16亿吨和7149亿立方米，分别占全球总量的31.2%和17.7%；中东地区还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石油出口市场，近年来的年均出口石油保持在10亿吨左右；中东也是全球能源国际合作的高地，几乎所有的全球石油巨头、国际化的国家石油公司以及独立石油公司均在参与中东地区的投资运营、贸易和工程服务。
过去的十年，是中东-阿拉伯国家逐步从2010年11月“阿拉伯之春”事件阴霾中逐步走出的十年，是该地区国家更加重视本国经济发展、由冲突走向合作的十年，也是美国等域外大国逐步抽身中东、干预力度持续下降的十年，还是叙利亚、也门等国家持续遭遇内战伤害和“代理人战争”的十年，也更是地区能源开发与合作趋稳向好、并取得一系列重大进展的这十年。
这十年，在地区能源开发、合作与治理方面，至少以下六方面的战略突破，使得本地区的能源中心地位更加稳固，能源国际合作更加多元，也展现出一个更加具有韧性的中东-阿拉伯能源市场。
战略突破之一：东地中海地区获得天然气大发现。应该说，过去十年，东地中海海域和南美圭亚那海域分别创下全球范围内规模和影响最大的天然气和石油大发现、大开发“奇迹”。其中东地中海地区以天然气大发现为主，预计到2030年的天然气产量将达到1000亿方以上。如果该目标能够实现，则将替代俄罗斯成为对欧洲供应天然气的规模最大、距离最近的地区。
具体情况是，2010年以来，以意大利国家石油公司——埃尼（ENI）集团和bp石油公司为代表的国际石油公司相继在东地中海海域发现一批大型和特大型油气藏。根据IHSMarkit（现全球标普S&P Global公司）数据，东地中海地区天然气探明可采储量约3.5万亿立方米、原油可采储量17亿桶。其中黎凡特盆地和尼罗河三角洲盆地是该地区资源量最丰富的盆地和主要天然气产区。
从东地中海油气大发现中得实惠的国家有以色列、埃及、塞浦路斯、希腊和黎巴嫩，同时，土耳其、叙利亚也加入了对该地区天然气及未来管道走向的争夺。东地中海地区的天然气大发现，成为近十年来中东-阿拉伯国家能源开发的最大亮点，当然，或将也是另一场冲突和战争的“引爆点”。
战略突破之二：石油产量翻番助推伊拉克基本实现战后重建。伊拉克战后重建的故事堪称21世纪以来在中东国家发展与建设的“大文章”中最波澜壮阔、最跌宕起伏的一节。
历史上，伊拉克石油产量高峰出现在1979年，当年伊拉克日产水平达到349万桶/日（年产1.75亿吨）。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伊拉克石油日产水平下降至134万桶/日（年产6500万吨左右）。2008年，伊拉克市场重新对外开放。2008~2010这三年，伊拉克成为全球石油合作与竞争的“奥林匹克”，有实力的石油公司均想到伊拉克一显身手，参与和见证伊拉克的战后重建。用了差不多十年时间，伊拉克石油产量在2019年达到480万桶/日的高峰。这一年，伊拉克石油出口水平高达400万桶/日。伊拉克重回中东和全球产油大国行列。如果按照百万吨产能投入为5亿美元来测算，过去十年，伊拉克一共吸纳了875亿美元的石油开发建设投资，这在中东石油开发史上也是不多见的。
近年来伊拉克石油出口收入占其国内GDP的40%以上，占其国家出口总额的90%以上，伊拉克战后重建如果缺了石油产生和出口就无从谈起。另一个角度讲，伊拉克在国外石油公司帮助下顺利实现了战后重建，这本身就是国际能源合作和国家发展中的“奇迹”。
战略突破之三：以沙特为首的“OPEC+”机制对国际油价发挥巨大影响力。自2014年下半年开始的这一轮国际油价大幅下跌催生了一项新的国际石油合作机制：即以沙特为首的OPEC国家和以俄罗斯为首的非OPEC国家（即OPEC+），通过达成“联合减产协议”来控制全球石油产量的“泛滥”，从而达到稳定油价的目的。面对石油市场的“寒冬”，沙特和俄罗斯可谓“一拍即合”，在2016年10月份召开的中国杭州G20峰会期间，两国元首就“联手减产”达成共识，并于2016年12月10日在维也纳首次达成联合减产的协议。“维也纳联盟”由此诞生。
特别是2020年疫情以来至2022年2月份乌克兰危机爆发前，机制在应对重大危机发挥了关键作用。2020上半年，全球经济因新冠疫情陷入“急性休克”状态，国际油价甚至跌至负油价。2020年4月，欧佩克和非欧佩克联盟（OPEC+）达成为期两年减产协定，首期减产规模高达970万桶/日，约占全球日供应量的10%，是该机制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减产协议。之后，美国、加拿大、巴西、墨西哥等国也加入减产行动，全球合计减产规模一度超过2000万桶/日，相当于全球供应量的20%，是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减产规模的4倍多。过去两年，“欧佩克+”显示的超强减产执行力是其成立以来罕见的，有力提升了产油国的国际话语权。
“欧佩克+”机制重塑并提升了沙特作为全球石油“机动生产商”的使命和地位，也彰显了中东产油国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地位。
战略突破之四：以中石油为代表的中国能源企业驰骋海湾国家市场。伊拉克战后重建和石油市场重新对外开放，以及“一带一路”倡议在中东地区的落地，给中国能源企业深耕中东能源市场创造了巨大的机遇。中国企业与中东-阿拉伯国家油气合作的丰硕成果也成为近十年该地区能源合作与多元化的一大亮点。
其中尤以三大石油公司共闯中东市场的故事最为精彩。首当其冲的是中石油，率先在叙利亚和阿曼打开局面后，于2008年抓住稍纵即逝的伊拉克战后对外开放机会窗口，与国际一流同行陆续联合投资和开发了伊境内数个大型油田项目，中石油籍此也成为伊拉克最大的外国投资者，所参与投资和建设的油田年产量高达1.2亿吨以上；而且，中石油借助“一带一路”建设东风，突破了阿联酋石油市场，成功在两个年产4000万吨级特大型油田项目合资开发上获取部分股权并参与项目运营。其次是中石化，在沙特的下游炼化产业取得重大突破，2016年，年产能达2000万吨的沙特延布炼厂顺利建成投产，系我国在境外最大的合资炼油项目；另外，中石化一直是我国进口沙特原油的主力军。再者是中海油，也在伊拉克南部油田项目群获得作业权，今年10月底，该油田群的产量达到30万桶/日的高峰水平。通过三大石油公司的努力，目前中东-阿拉伯国家已成为中国企业“走出去”实施国际合作的高地，中方海外油气权益产量的“半壁江山”在中东。
战略突破之五：2022年乌克兰危机下中东-阿拉伯国家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地位更加重要。中东产油国在全球能源格局中的地位有目共睹，这主要源于上世纪70年代以沙特为首的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AOPEC）发起的对美国、欧洲和日本等西方国家的石油禁运，酿成了第一次石油危机。“石油武器”因沙特而声名鹊起。再加上后来数十年中，沙特持续成为全球第一大石油生产国和出口国，以及其在OPEC中的核心和灵魂地位，其对国际油价的话语权仅次于美国。但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海湾战争及诸多地缘政治事件的爆发，OPEC的石油市场份额被挤压，中东的能源地位有所下降；特别是2010年以来随着美国页岩革命取得巨大成功，美国重回全球第一大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国，中东在全球油气市场上的份额和话语权进一步下降。
然而，自乌克兰危机以来，中东地区“能源权力”在显著上升，美国、俄罗斯、欧盟等域外大国更加重视沙特，中东-阿拉伯国家的议价能力和战略自主显著增强。比如，今年7月中旬，拜登放下身段出访中东，其重要目的之一也是说服沙特为首的阿拉伯国家增加石油出口与供应，平抑不断高企的油价。拜登前脚刚走，俄罗斯总统普京又到访中东。再如，今年9月下旬，德国总理舒尔茨出访中东沙特、阿联酋和卡塔尔，其目的就是寻油找气。由此看出，中东在这一轮全球地缘政治博弈中的地位不断提升，这将对全球能源市场和权力格局带来深远影响。典型表现之一是阿拉伯国家在战略上由过去十年的“向东看”，调整为目前的“东张西望”。
战略突破之六：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将其总部设在阿联酋阿布扎比。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International Renewable Energy Agency，IRENA）目前是与国际能源署（IEA）并驾齐驱的国际能源组织。国际可再生能源机构于2009年1月26日在德国波恩成立，当时有大约80个组织承诺参与，创办会员包括土耳其、埃及、印度、智利、哥伦比亚等。2009年6月29日，筹委会在埃及沙姆沙伊赫召开会议，决议将机构总部所在地设在德国波恩、奥地利维也纳或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最后决定设在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
将一个全球性新能源国际治理机构的总部，设在一个以传统能源为主的国家—阿联酋，不能不说是一种“意外”。但这或许就是阿联酋或IRENA高层的高明之处。一方面，阿联酋阿布扎比和其旁边的金融和贸易中心—迪拜一道，是中东乃至欧亚大陆的枢纽型城市，至少在位置上为全球新能源治理提供了便利条件；另一方面，作为长期依赖石油和传统能源的国家，如果阿联酋在推动能源转型上积极有为（实际上阿联酋已计划投入数千亿美元打造人类未来的“智慧型”“零碳型”城市），并顺利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那全球还有什么地区和国家不能实现“双碳”目标呢？
最后，需要解释的是，本文使用“中东-阿拉伯国家”这一表述，实际上是为了突出过去十多年来阿拉伯国家在全球油气市场和能源格局中的地位作用，以及中国和阿拉伯国家在能源合作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和下一步共建中阿能源合作命运共同体的必要性。文中也提到了以色列等非阿拉伯国家，为了兼顾全面，使用了“中东-阿拉伯国家”的表述方式。
